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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既要信仰也要金钱（第2页）

对于那些既追逐财富又虔诚的中世纪商人来说，如何对待利润确实是个问题。中世纪的意大利人有各自的账簿记录，却从来没有忘记，当最后时刻来临时，凡人是无法实施最终清算的。但是个人依然可以尝试做好自己的工作能够对自己的罪孽和善举进行自我清算。实际上，教会在其中提供了帮助。宗教罪恶感与会计核算是相互交织的，甚至对后者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达梯尼并不觉得自己是在为上帝赚钱，这在他的信里也有充分的体现。他核算的既有自己的财富也有自己的罪行，甚至还有他认为自己亏欠上帝的债务。一直到临终时，他才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可以把偿还道德债务称为救赎，这也会涉及核算行为。在复式记账法出现之前，会计核算是手把手进行的，这种核算带有道德文化的色彩。这正是精神生活的核心所在。中世纪基督徒对待财富的态度，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尽管会计记账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有些人坚持，有些人却始终对此表示怀疑，甚至拒绝这样做。

随着希伯来、希腊以及最新的基督教文化的相互融合，圣马太（SaintMatthew）将会计核算文化引入了基督教的教义中。但是，马太的态度也并非十分明确。他声称，正直的人应当进行良好、诚实的会计核算，不应浪费金钱，但他也同时赞同，要抵制贪欲（Mammon）以及世俗的诱惑。马太［Matthew，也称李维（Levi）］是希律王（KingHerod）和罗马人的一名犹太人收税员。耶稣（Jesus）邀请马太从税关出来，跟随他一同赴宴并转换信仰。耶稣为转换信仰而辩护说，他此行“并非召唤正直之人，而是唤醒有罪之人”［《马可福音》（Mark）第2章第17节］。马太有过数学和会计核算的培训经历，掌握多种语言，耶稣看到了马太的这些本领。马太拥有其他使徒所不具备的本领，成为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也是第一位福音传道者，也成为银行家、收税员、会计师以及香料商（人们认为，他把自己的木棍变成了一棵芳香的果树）的守护神，一直到今天。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在描绘马太时，通常描述其持有从业工具的形象：要不是手持福音书（Gospel），要不就是坐在账桌前。他的角色是一位资金记录员或者宗教预言家。各种形象都很类似。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作品《圣马太的灵感》（TheInspirationofSt.Matthew，1602年，罗马圣王路易堂）显示，马太正在抄写福音书，这也很像他坐在账桌旁的举动。其他艺术家对他的描绘，也是手持会计账簿或是坐在账桌边的样子。

马太的形象，时刻提醒着人们要诚实对待财富，同时财富也可能成为世俗和潜在的罪恶根源。在“天资的寓言”（ParableoftheTalents）中，他劝告老实人要勤劳致富。如果不能做好再投资，那就不应当借债。有人扬帆海外，就把货物托付给仆人，在其外出期间由其代为保管。该仆人十分懒惰，就把其天资（金币）拿走，埋在了地下。主人回来之后，不禁责骂他没有通过投资来创造更多的财富：“你应该把这些钱委托给银行家打理，这样我回来的时候就会连本带利都有了。”

马太并没有明确，在世间创造财富是否属于人们的职责。他警告说：“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贪欲。”人们应当努力工作，发财致富，但也要认清，最终这都只是贪欲或者贪婪的罪孽。马太设定了二分法，奥古斯丁（Augustine）随后使其发扬成为反对物质主义者的精神格言：“然后他对他们说，恺撒的事情归恺撒，上帝的事情归上帝。”这段话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中世纪的教会可能觊觎过财富，却布道反对贪欲。

基督教思想中对会计类比的使用一直存在。5世纪早期，作为中世纪教会的主教，奥古斯丁在描述基督教的人性救赎时，使用了结算账户的概念。对奥古斯丁而言，基督就如商人一样，购买的正是人性的重生和永生：“为了支付我们的赎金，主在十字架上张开了双臂。”

作为以往的修辞学专家和美酒的狂热信徒，奥古斯丁布道传经，要求以清教徒般的狂热抵制自己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世俗之所。从摩尼教徒（Manichaean）的视角出发，他认为肉体和世俗都是邪恶的，只有精神世界是美好的，从而要求信徒摒弃世俗知识和亚里士多德的宏伟科学体系。相反，人性应当转而信仰上帝之城（CityofGod），在这座城市中，人们应当全情投入，并要偿还自己的罪恶之债和基督为救赎他们而挥洒的热血之债。

在黑死病肆虐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满世界都充斥着虔诚的宗教氛围，对启示的形象描绘并非属于捕风捉影。在《十日谈》（Decameron）中，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Boccaccio）描述了1348年瘟疫席卷佛罗伦萨的情形，疾病将这座管理有方而又富裕繁荣的城市洗劫一空，街道上堆满了死尸。薄伽丘提醒读者，生命稍纵即逝，死亡却是永恒存在的。

当达梯尼向妻子写信，告知其瘟疫正自东方肆虐而来的时候，面对上帝的怒火，我们能够切实感觉到他的绝望无助。弗朗西斯科·特拉伊尼（FrancescoTraini）在比萨大教堂（CathedralofPisa）创作的壁画《死亡的胜利》（TriumphofDeath，1350年前后）完成于1348年的黑死病肆虐之后，体现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思潮，即无论人们如何努力，最终都难逃一死。类似这样的描绘，加上教会的传经布道和当时的伟大艺术作品，展示了人类处于无助状态下的情景。尤其是在佛罗伦萨，像但丁和薄伽丘这样伟大的作家，他们感叹生命的脆弱，沉思因人类的缺陷和所犯的罪孽而付出的代价，他们都知道，在达到顶层的天堂之前，他们需要逃离最底层的地狱，攀越炼狱之巅，在这个过程中承受自己所犯罪恶的苦果。但丁写道，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段旅程，因为这是清算的组成部分：

亲爱的读者，但我不会，

现在就告诉你，上帝会让我们偿还所欠的债务，

否则你就会偏离正道。

无须执迷于惩罚的外在形式：

想一想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最差的情形，

也不会超过末日审判。注释标题Dante，“Purgatory，”inTheDivineComedy，trans.AllenMandelbau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1），2:10.105-111.

到14世纪，信仰、善行和罪孽都已经公然出现在会计核算的比喻词汇中。正如但丁所说，所“欠”的债务是可以偿还的，因为就在人们开始攀越炼狱之巅的时候，教会就已经开始想办法来改变上帝手中账簿的核算数据了。真正的信徒必须坦承罪恶，一旦功过核定之后，他们就需要通过赎罪来结平自己的道德账簿，要想偿还所欠上帝的债务，要不就多行善举，要不就捐赠金钱，后一种方式与传统相悖，随后卢瑟（Luther）也对此进行了谴责。教会化身万千，既是神灵的化身，也属于外交机构，还是印钞的“机器”，但更是与精神寄托、法律事务和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一处场所。会计师站满了教皇宫殿的广阔大厅，在这里，数字成为神圣的衡量指标，因为真正的信徒为自己所犯的罪恶购买赎罪券（indulgence），从而支付了大笔的资金。

达梯尼也支付了，他不但苦修赎罪，还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穷人。通过这种方式，他的利润以及记账体系就契合了道德核算的要求。在瘟疫的影响下，加上百年战争以及罗马与阿维尼翁教会的分裂，教会内部的有志之士感到，对于死亡的巨大恐惧和来世的飘忽不定，赎罪能够为人们带来一定程度的慰藉。购买赎罪券，相当于减少人们花在忏悔赎罪或祈祷布告行为上的时间，从而也就缩短了炼狱赎罪的时间。教会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个人进行说情解释。

与简单的因罪孽而偿债相比，基督教中的清算概念要深刻得多。法国多米尼加（Dominican）红衣主教圣谢尔（St.Cher，1200—1263）认为，基督的血“储存在教会库房的容器内，其钥匙由教会所有”。只有教会才拥有开启该宝藏的钥匙，才能洗刷人类的罪恶。“基督之血大量挥洒而为教会赢得的”是“取之不尽的道德财富”。许多基督教徒之所以接触到会计核算的概念，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的圣血加上自己的善举和忏悔，可以减轻自己的罪孽，从而换得来生更短的炼狱之旅。道德品行方面的积累、传播和沉淀，都是取得救赎的必要内容。克雷莫纳（Cremona）地区的帕劳提涅思（Praepostinius）于1206—1209年担任巴黎大学校长，他更为激进，声称付钱请求赦免的人就可以得到宽恕。于是，人们所亏欠的罪孽之债可以通过支付金银来偿还了。尽管后来新教徒抱怨称，中世纪的这些传统给基督教义带来了陌生的铜臭气息，但马太和奥古斯丁都表示，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它源于有关赎罪的核心理念，即通过偿还基督之血的欠债以及虔诚信徒的祈祷而实现救赎。

正如达梯尼的情况所展示的，正是这种亏欠上帝和担心最终清算的想法，推动了个人问责意识的觉醒。事实确实如此，达梯尼一直挣扎在上帝和利润之间，直至老死。达梯尼每天都会将利润记入账中，而每天他都会觉得，自己被从上帝身旁推得越来越远。15世纪20年代，锡耶纳（Siena）的贝尔纳迪诺（Bernardino）宣称，孝敬父母的人将得到上帝的奖励，而不孝敬父母的人将会遭受贫困的惩罚。但达梯尼并没有觉得自己因善于经营而离上帝更近一步。他善于经营的部分内容就是资金借贷业务。实际上，他也承认自己放高利贷，也知道这是罪恶的，并为此而忧惧不已。

账簿记录按照有利于他的节奏在不断延伸，这就意味着，达梯尼亏欠上帝的债务规模也在不断扩张。因此，达梯尼的账本不仅仅在计数其经营利润，还在衡量着他需要偿还上帝的罪恶。尽管达梯尼并不十分虔诚，但他仍在寻求通过各种方式来偿还上帝之债。1395年，在聆听了一场四旬斋（Lenten）布道之后，他向妻子写信说：“我此生所犯的罪行，已经到了一个人所犯罪孽的极致，这是因为我律己不严，也不知道克制自己的欲望……我是很乐于付出罚金的。”正如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他也畏惧最后的审判，1400年，瘟疫再次席卷欧洲东部，并逼近佛罗伦萨，出于对这场瘟疫的恐惧，他加入了一场比安奇家族（theBianchi）的忏悔朝圣之旅，在10天的行进过程中，他身着带有兜帽的白色长袍，赤足前行，诚心祈祷。

此外，僧侣也在劝说达梯尼把财产留给穷人。达梯尼的朋友警告说，他的一切善行，都只会让皮斯托亚（Pistoia）的主教中饱私囊，但达梯尼并没有听进去这些劝告，而是把钱留给了普拉托神职人员做善事，比如救助病人、为穷困的女子找到丈夫以及消除贫困等。他坚持要求，由自己的商人朋友执行遗嘱，这样就能把资金全部用于救助穷人了。按照他的遗愿，他100000弗罗林的巨额财富被用于为穷人建造一所医院，以便让弗朗西斯科·马可救助穷人。在普拉托市民博物馆，弗拉·菲利波·里皮的绘画作品《圣母马利亚》中达梯尼的形象仍然栩栩如生。600多年之后，达梯尼建造的儿童医院也仍然矗立在那里，在古老的大门上方刻有对达梯尼的称谓，“为基督穷苦子民而行商之人”。如今，普拉托市依然集会庆祝他的生日。但在临死之时，达梯尼奇怪地发觉，自己本应早就离开人世。尽管一生虔诚向主并做出过慷慨的捐赠，达梯尼这位热诚的会计师却发现，自己还是不愿接受上帝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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