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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首次救助（第2页）

哈奇森的计算涉及计算应付政府债务的汇率、公司利润、股票收入，以及公司的资产价值和各种利率水平下公司可能获取的利润，这个过程十分复杂，但逻辑推理十分清楚。为了证明超出自身价值300%的股价是合理的，公司每年需要赚取530万英镑的超额利润，而这是不现实的，这一额度甚至比当年的海军预算还要高10倍。

沃波尔知道这些数据，因为议员曾经见过这些，甚至还为此进行过辩论。事实上，议员托马斯·布罗德里克（ThomasBrodrick）曾要求对南海计划进行详细的公开审查，对于哈奇森的计算过程也有争议。公司本身、投资人还有该方案的支持者，都曾经发表过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分析。1720年4月，《飞邮时报》（FlyingPost）以及《周刊》（WeeklyJournal）同时公开了计算过程，试图证明公司股价应当介于每股440英镑和880英镑之间。就在所有相关人员对数据争论不休的时候，沃波尔站到了南海公司一边，因为他认同这家公司，他需要这家公司所募集来的资金，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提供支持，为自己的乡下别墅提供资助。他对哈奇森的计算分析视而不见，或许正是由于后者是一位“政治牛虻”。无论如何，粉饰利润和政治需要都与哈奇森的数据信息发生了冲突。

1720年8月，当泡沫破灭时，股票价格一路跳水，数周之内从1000英镑跌至400英镑，这让沃波尔大为震惊。在位于诺福克的乡间别墅里，他正在试图将自己的家庭账簿结平，忙于购置房产，并借钱给那些希望购买更多南海公司股票的人。不仅如此，他刚刚把自己的理财顾问罗伯特·雅各布（RobertJabe）派到伦敦，希望购买5000英镑的南海公司股票。当3天之内股票价格大跌50%的消息传来，沃波尔既沮丧又震惊。沃波尔疯狂地用尽一切手段，希望能够联系上雅各布。最终当伦敦的消息传来时，奇迹发生了。雅各布根本就没有进行这笔投资。这位精明的理财顾问跑到南海公司的办公室并见到了公司的管理层，他发现这些人不太靠谱，看到公司“乱七八糟”，“被吓坏了”。在南海公司的计划开始崩盘时，雅各布就已经对其丧失了信心，撤回了这笔投资，从而使得沃波尔免于遭受更多的损失。

在得知哈奇森的计算结果后，股东的愤怒之情可想而知。哈奇森并不属于那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坚持要求政府豁免公司所欠的700万英镑债务，以帮助那些在这项计划中损失惨重的“中等人群”。按照今天的话说，他希望拯救全社会。像约翰·特伦查得（JohnTrenchard）这样有影响力的政治评论家从辉格党共和派的角度撰文，亲自对股票价格和政府债务进行测算，并呼吁对南海公司以及其他股份公司实施全面审计，以保护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用特伦查得的话说，在支付红利之前，每家公司都需要说明其每年的“股票情况，公司审计师需要在财政大臣面前郑重宣誓，保证对公司股票信息进行如实阐述”。特伦查得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公开审计，投资者才能做出稳妥的判断。特伦查得感叹道，因为财务不透明而获益的，不仅有公司的高管，还有政府的高官，他们利用内幕信息获利，与此同时，其他人却不得不闭着眼睛“碰运气”。

[1]Deringer，“CalculatedValues，”145;"ationsfromJohnTrenchard，AnExaminationandExplanationoftheSouthSeaCompanysSchemeforTakinginthePublickDebts.Shewing，ThatitisNotEncouragingtoThoseWhoShallBeeProprietorsoftheCompany，atAny.AdvancedPrice.AndThatitisAgainsttheInterestofThoseProprietorsWhoSballRemainwithTheirStockTillTheyarePaidOfbytheGovrnment，ThattheCompanyShouldMakeAnnuallyGreatDividendThanTheirProfitsWillWarrant.WithSomeNationalConsiderationsandUsefulObservations（London，1720），8，16--17，25-26.

特伦查得呼吁设立独立的财务审计办公室。但对传统的政治家沃波尔来说，对公众审计的抵制完全是下意识的。他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以及个人的财务积累，都有赖于见不得光的财务运作。他更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既可以稳定市场，又不用实施真正的政府或财务问责。

从政治角度来看，沃波尔是高效的，但同时又是腐败的。尽管他对权力和财富都垂涎不已，但他同时坚信，拯救英国的金融业和工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就在英国经济危急时刻，沃波尔推动政府实施干预，针对南海公司设立了救助方案。该公司绝不能落得与法国密西西比公司同样的下场。

南海公司的投资者聘用查尔斯·斯奈尔（CharlesSnell）这位声名远扬的会计师对公司进行审计。对于这样一次公开审计可能产生的影响，沃波尔心知肚明。他觉得需要终止这场审计，并对公司实施重组，以便稳定金融市场。从今天来看，南海公司当时显然是大而不倒（toobigtofail）了。在《恢复公众信用法》（ActtoRestorePublickCredit）出台后，沃波尔的首要目的就是确保公司维持下去，并继续承担3300万英镑的政府债务，与此同时，也拯救投资人以及借钱给投资人购买股票的银行。为了救助整个金融市场，他首先要求政府向公司放贷，以使公司继续运行下去。随后他成功说服了英格兰银行，由其承担南海公司近400万英镑的政府债务；南海公司把自己持有的银矿交给铸币厂，通过这种方式承担向政府缴纳赎金的义务。为了维持市场稳定和公司运行，在每100英镑的投资中，沃波尔为投资人挽回了52英镑的损失。

但是对沃波尔来说，市场以及金融业的平稳，君王统治的稳固，自己所在的辉格党的权势，才是其孜孜以求的。哈奇森、作家及评论家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等人猛烈抨击了所谓的“证券投资商”“赌徒”“骗子”。议会也表态“将通过禁止证券投机行为来树立公众信心”。反过来，沃波尔也用那句名言来攻击自己的政治对手：“没有人不可收买。”（Allthosemenhavetheirprice.）无论如何，他还是对自己的那些银行家朋友施以援手。借助自己与英格兰银行的纳撒尼尔·古尔德（NathanialGould）的密切关系，他成功地对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以及东印度公司实施了重组，当然也没有落下其别出心裁的偿债基金。

沃波尔对南海公司的重组，与其说是一项成功的金融操作，不如说是展示了他炉火纯青的沟通手腕。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对他的处置方案表示认同，比如哈奇森就在议会会议上对此表示抗议，但其他人都没有提出可行的反对方案。沃波尔采取的是一位政治家的应对之道。他的方案挽救了金融市场，至少使损失惨重的公司和银行都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这一方案的实施，还规避了对政府或私人公司的审计，从而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处理这场腐败事件的核心机构是秘密委员会（SecretCommittee），这是议会的一个下属机构，哈奇森就是其中一员，该委员会显然希望在最大程度上揭露腐败行为，而沃波尔则成功地将损失控制在了政府范围内。

秘密委员会调查发现，向议会及政府人员实施贿赂的股票金额高达574000英镑。存在各种贿赂行为的不仅有公司的高管，还有议会成员、各位部长、皇室成员，甚至还包括国王的情妇，他们都收受贿赂，并对该方案表示了支持。南海公司的会计账簿对这些贿赂记载得一清二楚。但是，秘密委员会没有抓到罗伯特·奈特（RobertKnight），他是南海公司的出纳员，在6个月之前，也就是1720年12月，携带这些罪行的核心证据成功潜逃，该证据即绿皮书（GreenBook），就是南海公司的秘密账簿，其中记载了公司各项重大贿赂的完整信息。奈特成功越狱，逃到了奥属尼德兰的列日（Liège）地区，此地恰巧没有引渡逃犯的规定。在英国政府高层匿名人士的“劝说”下，他从监狱的墙洞里成功逃出。听到会计师撤退的消息，沃波尔和国王乔治二世（KingGeorgeII）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尽管许多人受到牵连，甚至因腐败受贿而被检举起诉，但本案中最终的那些角色，也就是沃波尔的盟友斯坦诺普（Stanhope）和桑德兰（Sunderland）伯爵都摆脱了声名扫地的命运。他成功地帮助那些精挑细选的内政大臣和高层金融人士免于被追责，当时，沃波尔也被称作包庇大臣（theSkreen-MasterGeneral）。

沃波尔的钻营引起了公愤，对他的抨击最为出名的，是托马斯·戈登（ThomasGordon）和约翰·特伦查得写的《卡托的信》（CatosLetters），他们呼吁，要通过对政府账簿的公开以及对政府官员的审计，打造一个透明、诚信的政府，他们认为这正是古代共和政体的优势所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托马斯·戈登把政治自由和政治伦理与政府会计核算等同起来。对他来说，除非政府官员公开其账簿资料并接受审计，否则就不会有政治自由，而只会发生政治动乱和破坏。戈登援引伯里克利（Pericles）的事例，呼吁只有透明的政府才符合道德正义的要求。他说，为了让自己的权力保持下去，避免公开审计，伯里克利简直无所不用其极。此外，伯里克利还发动战争，使政府乱作一团，以此保全自己的名声，掩盖自己的账簿信息。雅典的陨落，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不肯公开账户信息的人所犯的“愚蠢而具毁灭性”的错误。

这是对政府财政隐秘性的一次富有戏剧性的历史控诉。问题在于，沃波尔并非伯里克利。他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对权力的牢固控制，保证了英国财务的正常运转，并避免遭受海外战争的冲击。而他对政府信贷市场以及救助基金的重组，尽管并不透明，而且与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背道而驰，但总体来说，重组依然发挥了作用，至少在最初是这样的。18世纪20年代，政府债务约为4000万英镑，每年支付的利息为200万英镑。到1727年的时候，沃波尔成功将利率降低1%，节省近377381英镑，差不多是当时整个海军的预算规模。部分年份出现了超过100万英镑的财政盈余，他着手把这部分资金纳入救助基金，利用这些基金来偿还债务，降低债务本金额度。这些措施增强了市场信心，并使社会普遍感到，债务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1742年，当沃波尔离任时，他已经将债务总额降低了1300万英镑。

《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1776）是关于道德问题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奠基之作，在这本书中，亚当·斯密对于救助基金是否能够解决债务问题表示怀疑。与此相反，他认为这将诱使人们忽略债务问题，反而会签署新的借款合同。斯密说的正是沃波尔的做法。尽管沃波尔是启蒙时期的金融掌舵人，但他首先是一名政客，而随着债务问题上的政治压力有所缓解，救助基金看上去越来越不像一个债务解决手段，而像一种政治行贿资金。

从1722年开始，沃波尔开始染指救助基金。起初，他将其用作100万英镑的国债抵押物，这些国债发挥着纸币的作用。1724年，他从基金中挪出15144英镑，用于弥补国库因金币价值损耗而带来的损失。到1727年，这项救助基金已经成为沃波尔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他从基金中拿出10万英镑，以将国王的皇家专项基金（由国王直接支配使用的资金）额度提高到80万英镑。国王不太可能反对这一举措，但某位议会成员表示公开反对，认为沃波尔正在一手毁掉其亲手创立的救助基金。沃波尔沉默以对，并继续挪用基金费用，用来支付东印度公司的养老金，并将土地税降低了1先令。1734年，他拨出120万英镑，用于政府财政支出。沃波尔曾声称用于解决债务问题并平衡财政收支的工具，如今已经成了他用以规避议会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督的黑匣子。

这些财务手腕为沃波尔继续大权在握提供了帮助。1732年，国王乔治二世将唐宁街10号（10DowningStreet）作为礼物送给了自己勤劳能干的首相。沃波尔十分识相，他同意住在这里，但是按照公益法的规定，将这座建筑留给了政府，作为此后首相的办公和居住地。但即使是沃波尔，其首相任期也终有结束的一天。1739年，他未能阻止英国与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因贸易争端（以及英国水手詹金斯声称西班牙人砍掉了自己的耳朵）而引发的詹金斯耳朵之战（theWarOfJenkinsEar），加上1741年在选举中表现糟糕，议会对这位“诺福克大腹便便的老地主”投出了不信任票，1742年，他从权力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沃波尔长达21年大权在握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如今他依然是英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但是，英国上下已经对这位杰出但不择手段的首相产生了厌倦。

威廉·霍加斯（WilliamHogarth，1679—1764）的绘画作品描绘了英国18世纪的现代图景，如实呈现了沃波尔等风云人物的特征。霍加斯展示了知更鸟统治（Robinocracy）下的贪婪和繁荣，从中不难看到，富有的城市商人紧握金融命脉，在汉诺威王朝统治时期对社会大众进行大肆劫掠。霍加斯的绘画作品《婚后不久》（ShortlyAftertheMarriage，1743—1745）描绘了一位子爵在整夜的寻花问柳或与情人厮守之后，宿醉未醒，慵懒地躺在椅子上，而他的夫人在经历了家中一夜牌局之后刚刚醒来的景象。他们的管家手里拿着收据和账本，面带厌恶地走远。会计核算当然很重要，但人们往往对其视而不见。英国精英阶层对会计工具的利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这幅作品正是对他们矛盾心理的生动体现。这项工具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同，与经济繁荣和人类救助的关系如此密切，尽管如此，却可能像生命本身一样被浪费和抛弃。沃波尔及会计核算的历史，说明了英国如何度过南海危机的经历，但与此同时，也说明了损公肥私和政治恩主式的文化传统如何阻止英国成为一个诚信透明的政府。

人们不仅没有把沃波尔与金融救援和其他政策措施联系在一起，还称其为强盗。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对其极尽挖苦之能事，沃波尔对此抱怨道：“这年头，这帮不入流的文人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在《伦敦》（London，1738）一诗中，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描述了一座被拜金文化洗劫过的城市。

千方百计地探寻你的隐私，

随时留意着市场脆弱的时机，以便大肆劫掠；

不用多久，曾经忐忑不安的就会得到回报，

你的主子也会开始，毫无廉耻而不受责备地，

按照金钱数字来排定座次，或者扫地出门，

任何罪行都将无人追究，而贫穷才最令人深恶痛绝。

亨利·菲尔丁（HenryFielding）是一位讽刺小说家，著有《汤姆·琼斯》（TomJones）一书，他描绘了英国“美德不彰”的饱受诟病的反乌托邦式的景象，后者正是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SamuelRichardson）在《帕梅拉》（Pamela，1740）中描绘的空想场景。他的《莎美拉》（Shamela，1741）不仅讽刺了理查森，同时抨击了沃波尔治下的英国，当时那里最大的特征就是金融骗子盛行，这些人会采取一切手段，来避免对账户进行审计。在《莎美拉》一书中，女仆并非不可企及的完美典范，而是一个狡猾的小偷，她之所以出嫁，就是为了她丈夫的财产：“先生，就我来说，我希望自己无须将每一先令的去向都向你交代得清清楚楚；特罗斯（Troth）仍是你忠实的仆人。我向你保证，我嫁给你并不是出于这种考虑，还有，难道你没告诉我，我将成为你名下财产的女主人吗？”在以美色求取宽恕的时候，她沾沾自喜：“我觉得，我终于成功避免了外人对自己各项开支的进一步限制或者打探。”

公众对糟糕的财务文化表示高度怀疑，因为沃波尔营造出这种文化并做出相关决策，使自己的朋友从中获益。人们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是值得信赖的。直到美国独立战争后，用于监督政府开支的议会账簿委员会（ParliamentaryCommissionofAccounts）才被再次召集起来。沃波尔成功地将英国拉出了泥潭，但是对于从政首年承诺过的那些改革举措和诚信文化，他从来没有落到实处。

他本人自然也并不怎么值得信任。1722年，就在南海公司泡沫发生后的第二年，沃波尔开始在自己位于诺福克的地界上修建霍顿庄园（HoughtonHall），这是18世纪最宏伟的帕拉迪奥式（Palladian）建筑之一，建筑内部的豪华设计由威廉·肯特（WilliamKent）操刀，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和设计师随后又负责建造国库大楼以及坐落在白厅（Whitehall）的骑兵卫队营（HorseGuard）大厦。在1742年离任的时候，沃波尔搜集的绘画藏品也被从唐宁街10号搬到了诺福克，此地收藏的400件艺术精品，使其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之一，这充分体现了沃波尔的权势。同科西莫·德·美第奇和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一样，沃波尔也是一位政界的财务圣手，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作品的一大主顾。但在1745年沃波尔去世后，他的儿子吃惊地发现，这位大人物留下的遗产是40000英镑的债务。这位首次救市计划的创始人背负着债务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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