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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狄更斯迷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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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狄更斯迷局

无论需要做什么，政府各个部门都会把兜圈子机构（CircumlocutionOffice）顶在前面进行推脱——实际上他们将会琢磨如何才能不做。

——查尔斯·狄更斯，《小杜丽》（1855—1857）

并非每个人都相信会计核算的理性客观。考虑到与工业化进程相伴而生的各种经济诈骗以及失望情形，19世纪的金融观察家对于审计的成效抱有挑剔的眼光，对于个人和政治领域的诚信有所怀疑，这种情况想来不怎么令人感到惊讶。会计师本人可能值得尊敬，但欺诈案件层出不穷，其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传统的两难局面依然存在：会计核算既不能为理性和秩序提供绝对保证，也不能为道德或幸福提供令人信服的模板，后者正是约西亚·韦奇伍德等实业家以及杰里米·边沁等哲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关于会计核算到底是为善的工具还是作恶的手段，19世纪的伟大作家一直摇摆不定。

在1828年的小说《禁治产》（TheBan）中，法国作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deBalzac）表明，会计最适合对“人类心灵的悲惨遭遇”进行衡量。巴尔扎克描述道，巴黎地方官不仅查处财务腐败，还设计了一套会计核算体系，来管理巴士底广场（PlacedelaBastille）上面巴黎第十二区的各项事务：“我们对周围的所有悲惨遭遇都进行了量化记录，并填列在账簿中，并对每个悲惨的故事都进行了记录，就如商人记录其各项应收账款一样。”他设计的这套体系既不衡量财务数据、道德权利或邪恶罪行，也不衡量幸福美满。它遵循的是柯尔贝尔的传统，充当了监督管理的工具。

作为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前辈，波皮诺（Popinot）要把各类诈骗和重大犯罪行为公布于众，对其辖区内悲惨民众的生活细节加强管理，避免他们打扰上层社会。问题的核心正如巴尔扎克所说，是“人间喜剧”的细枝末节，这些内容对法官十分有用，因为他要对巴黎大街小巷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务进行管理和操控。波皮诺并没有试图完全戒除罪恶。会计核算也不能即刻带来福音。波皮诺认为，社会的阴暗面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正如对成本的态度一样，他试图对其进行管理。

在19世纪的所有作家当中，查尔斯·狄更斯对会计师和诚信问题的观点最为鲜明。在狄更斯描绘的世界中，会计师的形象被简化成好心肠但总是不走运的办事员、满怀恶意的诈骗犯或噩梦缠身的官员形象。会计师可能是像鲍勃·克拉契（BobCratchit）这样的好人，他是《圣诞欢歌》（AChristmasCarol，1843）中小蒂姆的父亲，他忠诚如一地为守财奴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Scrooge）的银行或钱庄记账。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及其银行业的合伙人雅各布·马利（JacobMarley）都是受过培训的会计师。克拉契一笔笔地踏实做账，拿着微薄的工资，以体面的态度和基督徒的宽容心态，平静地接受生活的磨难，而雅各布·马利因自己的财务交易而饱受折磨。他向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发出了警告，不要被会计账簿和贪婪奴役。马利的幽灵出现在埃比尼泽·斯克鲁奇面前，锁链缠身：“一条长长的锁链缠在腰间，上面挂着（埃比尼泽·斯克鲁奇观察得很仔细）钱盒子、钥匙、存折和厚厚的钱包。”金钱、账簿和会计契据，把这位精明的银行家牢牢地锁了起来，奴役着他的灵魂。按照帕乔利的逻辑，要在圣诞节的时候对穷人做善事，如果不进行上述改变，那埃比尼泽·斯克鲁奇也将变成马利的样子。

狄更斯看到了两类会计核算员，其中一类是埃比尼泽·斯克鲁奇这种人，还有一类是像鲍勃·克拉契这种好的实诚的办事员，或者是像《大卫·科波菲尔》（DavidCopperfiel）中的米考伯先生（Mr.Micawber）那样的人，他公开揭露了其雇主兼诈骗犯尤赖亚·希普（UriahHeep）的真实面目。米考伯阐述了如今广为人知的名言，这句话抛开了边沁的优雅的哲学论述，但也很好地传达了他的思想：“如果收入20英镑，花19英镑19先令6便士，他就快活；如果花20英镑1先令，他就苦恼。”米考伯的话，体现了狄更斯的个人经历，因为他的父亲约翰·狄更斯（JohnDickens）本人就是一名会计，是海军出纳办公室的一名办事员。狄更斯一家都经历过饥寒交迫的生活。1821年，约翰·狄更斯失去了工作，他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被抓了起来，并被送到萨瑟克区（Southwark）的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MarshalseaDebtorsPrison）。父亲被捕时狄更斯只有12岁。后来，狄更斯的祖父去世并给他父亲留下一笔财产，将他父亲救出监狱。狄更斯作为伦敦底层社会的一员，为一份工作操劳奔波。

狄更斯将马夏尔西监狱作为其《小杜丽》小说的场景，这本小说描绘了财务的走样、债务问题以及他父亲的窘境。威廉·杜丽（WilliamDorrit）正如狄更斯的父亲一样，在被投进监狱之后，无法工作赚钱并偿债。书中作为主角家庭好友的亚瑟·克伦汉姆（ArthurClenham）怀疑自己的母亲与杜丽一家的悲惨遭遇有关联，于是来到兜圈子机构询问债务详情。尽管以英国财政部为原型，这家兜圈子机构与约翰·宝宁所吹嘘的目空一切的理性机构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狄更斯的小说原型奥威尔部（Orwellianministry）并不是一个实际部门，而是一个吞噬文档的空洞，无论投进去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不会出来”。在一直缺席的泰特·巴纳克（TiteBarnacle）的指引下，这就是令政客声名大振的“如何放出迷雾而不做实事”的机构场所。把政府的财政账户交给这些人管理，就一定会导致他们把账簿信息糊弄成难以理解的谜团。

对狄更斯来说，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财政部这种肆意妄为而又不透明的会计核算和管理行为，只会漫无目的地对杜丽这类实诚人造成伤害，并为萨德莱这类诈骗犯大开方便之门，狄更斯将萨德莱描绘成莫多尔先生这一不朽的文学形象，莫多尔最终使亚瑟·克伦汉姆破产，在此之后又自杀身亡，这与实际生活也十分吻合。通过运气，狄更斯的会计师父亲和杜丽一家才最终脱险。而如果缺乏政府的监管或财务诚信，也只有天灾人祸才能给予萨德莱这样的人某种形式的正义审判。

会计核算的逻辑思路和形象不仅对文学创作有影响，对于哲学思维也有一定的渗透。会计核算在亨利·戴维·梭罗的方案设想中处于核心地位，他是对工业和金融持批评态度的美国社会评论家。梭罗及其先验论同事都是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一位论派信徒，他们反对工业发展，抵制政府收税，奉行不合作主义，反对奴隶制。在自然科学的吸引下，梭罗成为一名奉行环境保护主义思想的急先锋。他因作品《瓦尔登湖》［又译为《湖滨散记》（LifeintheWoods，1854）］而声名大噪，在书中呼吁人们回归自然。他警告称：“人类辛苦操劳的前提就是错的，人类从一出生就开始自掘坟墓。”梭罗的思想夹杂着清教徒式的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并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他高声呼吁，要通过沉思以及与自然相容而实现自给自足，最终达到灵魂的纯净。他说，与在满世界修建铁路相比，“在泥沙中劳作”的行为要好得多。

在一次“家政学”试验中，他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Concord）的瓦尔登湖住了两年。梭罗试图实现思想净化的途径之一，就是要确定哪些因素是“生活所必需的”，而又有哪些不是。梭罗通过单式记账法进行了罗列，详细描述了其经营的农场和各项生活费用的“支出”，以及其销售农产品取得的收入。他通过计算得知，考虑到“食品费用……尽管我在那里住了两年多，但这项费用并没有考虑马铃薯、青玉米以及豌豆等，这些都是我自给自足的”，他总共赚了13.34美元。尽管《瓦尔登湖》中记载的账簿信息都很简单，但梭罗的个人账单包含了一系列的核算信息，这体现在将这些资料付梓印刷之前，他对于账簿记录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最终，梭罗从会计核算的逻辑体系中后退了一步，远离了韦奇伍德等实业家遵循的获利逻辑，而仅仅计算自己在大自然中清心寡欲的精神体验所需要的最低给养。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832—1888）由信奉先验论的父母抚养长大，她的父母与爱默生和梭罗过从甚密，并指导过幼时的奥尔科特，这使她也意识到了会计核算所面临的窘境。在《小妇人》（LittleWoman，1868）一书中，奥尔科特描述道，尽管会计记账是家政管理的必要手段，但也可能给贫贱夫妻的婚姻生活带来压力：“她至今都做得不错，细心谨慎，一丝不苟，整洁地记录着账簿信息，每月让他看一下，他丝毫不担心。但那个秋天，毒蛇钻进了梅格（Meg）的伊甸园，并拿着美丽的衣服而非苹果，不停地诱惑她。”当梅格的丈夫约翰拿出账簿看到她的花销之后，她感到了真实的恐惧。账单不受欢迎，却揭开了事情的真相，他们一起记录的会计账簿早早就预示了这一点。

数字信息和数学核算日益渗透到工业化时代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概率论为保险公司运营打下了基础，而数据统计也成为现代社会的组成因素，以及判断科学和社会运行状况的基础性内容。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作品所表达的部分意图，就是既希望将自然纳入人类的思维体系，又希望将社会运行和工业生产纳入数据管理。从地图、生物学、人类行为学和铁路，到生存死亡概率以及时间管理本身，如今一切都纳入了人类统计核算的范围。科学已经渗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为工业生产、科技发展和医药产业进步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同时也被用于从道德角度来看十分模糊的敏感领域。

杰里米·边沁试图利用复式记账法对幸福加以衡量，托马斯·马尔萨斯则在其《人口论》（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1798）中利用数值均衡进行类比推理。他与边沁秉持同样的悲观论调，也认为两方面因素会相互抵消影响。在一系列的生物学推算过程中，人类的生存需要和自然灾难导致的人口死亡，会使得人类总体数量保持自然均衡，由此“在自然灾难和人类恶行的共同作用下，人口的超级增长将会受到抑制，实际人口数量将与生存资料基本保持平衡”。作为人类死亡率计算领域的核算人员，在自然法则和人口统计这个全新的话语体系中，马尔萨斯利用质朴原始的术语，对人口的平衡和清算进行了阐述。早在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之前，马尔萨斯就分析了“自然灾害和人类恶性”所产生的影响，牢牢抓住了人类生存均衡的概念，这正是但丁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空洞回响。

通过与会计账簿进行类比，马尔萨斯看清了生存和死亡的本质，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1859年，身为马尔萨斯作品读者的查尔斯·达尔文撰写了《物种起源》（TheOriginofSpecies）。“物种”一词源于亚里士多德对动物分类所用的词，同时还是古代对资金的称谓。对达尔文而言，一方面，他对物种的分类和列示，展示了生物的演化过程和大自然有序而剧烈的平衡体系，另一方面，这其中还涉及会计核算领域的知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达尔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GalápagosIslands）的观察笔记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资料之一。需要提一句，达尔文是约西亚·韦奇伍德的外孙。

1873年，身为达尔文堂兄的探险家、博学家和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Galton，1822—1911），给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些成员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统计其日常行为习惯。高尔顿感兴趣的内容包括地理、统计知识，跟他的堂弟一样，他也对遗传性状十分好奇。高尔顿并非韦奇伍德的外孙，而是韦奇伍德最好的朋友伊拉斯谟·达尔文的外孙，后者的贵格会子孙们通过制造枪支弹药发了大财。在上述调查中，高尔顿希望了解是否存在日常行为或遗传性状，可以解释社会成员与其父代的智力差异是如何造成的。达尔文也填写了其堂兄的调查问卷。在问卷的左栏，他列出了自己的特点，在右边则是他父亲的情况。调查问卷包含了“性格”等问题，达尔文对此坦诚作答：“略微内向。”对自己的父亲，他满怀尊敬地写道：“乐观开朗。”他还写下了自己的身高、头发及眼睛的颜色，以及政治态度和宗教信仰。对于“是否用功”的问题，他声称自己“非常刻苦”，但在涉及父亲的一栏他也很坦诚：“并非十分用功，思想上比较平和，只有在交流沟通时，父亲才是奇闻逸事的狂热收藏者。”这是进化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达尔文作为儿子，将自己的能力个性与其父亲进行了衡量比对。

毫无疑问，高尔顿是优生学的倡导者，他还实施了更为邪恶的人体测量学研究，试图通过基因和社会遴选，提高人类社会中那些地位更高、“出身高贵”人群的知觉品质和素质水平。这正是可怕的现代科学种族主义诞生的基础，这种思潮在20世纪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高尔顿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也揭示了达尔文自身研究方法的起源。在“特殊才华”这一行，达尔文回答道：“没有，除了记账的相关活动，回复信件，还有很擅长打理资金。我习惯于系统梳理。”事后看来，达尔文显然过于自谦了。就他父亲的情况，达尔文回答道：“通过经营事业，他赚了很多钱，却没遭受损失。”

会计核算在约西亚·韦奇伍德的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他把这些知识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在韦奇伍德-达尔文家族中，会计核算也很重要。对达尔文及其堂兄弗朗西斯·高尔顿来说，通过比较列表和平衡公式进行分析的方法，依然是他们思考各种问题、理顺日常生活所遵循的固定模板。达尔文自己也承认，他“习惯于系统梳理”。他一直持有详细的账簿资料，记录自己所有的活动信息，这些活动涵盖业务经营和家庭事务的方方面面，每项活动都归入各自的类别：“科学、园艺、个人和家庭（包括仆人的工资）。”与维多利亚时代男女分工十分常见的情形一样，达尔文的夫人艾玛负责管理家庭事务账簿，记账内容包括食品、衣物、佣人、娱乐、家具、出行乘车、钢琴调音、活页乐谱、演唱会门票以及子女教育等各项支出内容。作为生物进化论创始人的达尔文的家庭的最大支出项目就是肉类支出，1867年，达尔文在这方面花了250英镑，而同期的衣物支出为213英镑。

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FrancisDarwin）写道：“在金钱和生意方面，他（查尔斯·达尔文）十分谨慎，一丝不苟。他很用心地进行账簿记录，对其分门别类，每年年末都要结平账簿，就像个商人一样。我还记得他把账簿拿在手中、记入每笔所付款项的着急模样，就好像他必须在自己忘记这件事之前，迅速把它们记录下来一样。”老约西亚·韦奇伍德的习惯已经传给了下一代，他们以同样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日记和账簿资料。如韦奇伍德一样，达尔文的生意也很成功，这大部分缘于风险投资，投资目标类似于他祖父所钟爱的运河和铁路股票等。尽管也遭受了一系列损失，但达尔文这位精明的投资者总是很善于对投资进行分析，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卖掉了铁路股票，转而投向政府债券。账簿资料显示，达尔文结婚的时候，持有债券10000英镑，银行存款573英镑，现金36英镑。1881年，就在达尔文去世前一年，他的兄长起草的遗嘱显示，他持有的资产高达282000英镑，查尔斯的儿子威廉跟父亲开玩笑说：“你之前想象过自己会有超过100万英镑的14这么多的钱吗？”

正如此前的商人和英国日记作家一样，达尔文也有一本账簿，核算其日常的生活收支，对生病的日子、健康的日子以及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进行核算管理。他还试图对社会制度的效用进行衡量，在年轻的时候就写过：“结婚，或者不结婚，这可是个问题。”与祖父相比，达尔文计算得更加精细，而相比之下，他祖父的生活热情显然更加饱满。达尔文还把他与爱人玩牌的时间记录在册。尽管身为自然科学家，但他依然情不自禁地根据个人的生活观察做出判断。在《人类的由来》（DescentofMan，1871）一书中，他声称：“如果无法避免让孩子过一贫如洗的日子，那就不应当结婚。”这显然是呼应了马尔萨斯甚至是韦奇伍德的论调。跟他的堂兄高尔顿一样，达尔文认为，正是社会财富带来了科学发展、工业进步和艺术前行。他认为，“受过适当教育的人”才能从事必不可少的“脑力劳动”。高尔顿则更进一步，他认为自己家族的众多成员都成就不菲，这种长期以来的家族传统说明，自己的家族是一个高人一等的勤劳族群。生物科学、会计核算以及功利主义价值观，共同导致一种全新的生命价值评估方法的产生，这种方法却不见得符合基督教教义或者狄更斯的价值取向。

一代人之后，波兰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看到了会计核算在掩饰人性罪恶和苦难中发挥的作用。在其小说《黑暗的心》（HeartofDarkness，1899）中，他对殖民地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公司”日渐堕落，在其位于非洲的种植园参与谋杀，但其会计记录总是整洁清白，记录的信息十分全面，而且总是能够避免出错。在这片丛林杀戮地带，只有受过严格培训的会计师才能做到对文明的伪装和掩饰。“因此，这个人确实实现了目的。他对账簿记录全情投入，将其记录得井井有条。”主角马洛（Marlow）对这种黑暗地狱中的模范表现大加赞赏。会计师能够将衰败的景象和腥风血雨的事实，转变为整洁的数据，传回总部。在会计师编造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康拉德刻画的经典帝国主义人物形象库尔茨（Kurtz），以及他对奴隶的血腥压榨和噩梦般的盘剥，但这一切从会计账簿上来看都是既干净又高效的样子。

以数据为代表的财务上的亮丽表现，压制了企业对人权的关注，这一问题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困扰延续了很长时间。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出生于费城的一个名门望族，该家族最初是乘坐“五月花”号渡海来到费城的，他先是在费城水利工程公司（PhiladelphiaHydraulicWorks）成为一名模具学徒和机械技师，随后在1871年，在米得维尔钢铁公司（MidvaleSteelCompany）工作。如今，泰勒因泰勒主义（Taylorism），也就是他开创的推动工业管理和提高劳动效率的“科学管理”方法广为人知。从许多方面来看，泰勒都可以被看作钢铁时代的约西亚·韦奇伍德。他注重将机械成本和人工成本与时间联系起来，对其实施严格的管理。泰勒管理模型的核心，就是在每月结算报表基础上实施的细致的成本核算，以及详细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泰勒声称，这些内容正是“我的会计核算体系与一般商业和工业会计核算体系的不同之处，而且据我所知，其他任何核算体系都不能达到这些效果”。

泰勒不仅搭建了公司内部成本报告和信息流转的全新制度体系，还把会计核算办公室搬到了战略规划办公室，这样就能够直接根据会计核算分析来制定工业生产和管理策略了。制造流程的每个环节都会有专门的卡片标明相应发生的成本。随后，公司会把这些成本卡片收集起来，并由成本部门进行分析，对每项成本进行分类汇总，这样，生产链条的每个环节都可以被分析得一清二楚。为了确保成本评估的准确性，他还设立了专门的成本办公室，由其向会计核算办公室汇报。他认为，利润核算的基础，是准确的成本计量，而成本计量必须对人工、材料以及劳动力生产所耗费的时间等因素进行评估。生产效率的提高，弥补了工人懒惰和知识水平不高的缺陷，推动了利润的增长。按照泰勒的逻辑，约翰·杜威（JohnDewey）认为，杰里米·边沁的推算过程显示，让工人工作是很痛苦的，因此，他们天生懒惰。泰勒主义弥补了这项损失。

泰勒的管理方法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成功运用。他不仅通过提高产量，为伯利恒钢铁（BethlehemSteel）公司赚取了大额利润，还成为历史上首位管理咨询师，他的追随者还提出了其他管理理论，对铁路公司和工人的心理实施有效管理。哈佛商学院（HarvardBusinessSchool）的成立，部分原因正是泰勒的启发，有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Co.），也是由芝加哥大学的咨询顾问詹姆斯·O.麦肯锡（JamesO.McKinsey）发起设立的。

美国养成了一种追逐效率和速度的风潮，对于工作应当“尽快完成”这一观点，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总统表示十分赞同。亨利·福特（HenryFord）从泰勒及其管理方法（包括其试图解散工会的做法，泰勒认为自己将薪资与产量挂钩的做法，已经使得工会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中得到启发，全世界的工厂主纷纷追随。他们能够实现规模化的产品生产，这在带来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终还引发了骚乱。受到泰勒主义约束的工人经常组织罢工游行，抱怨其所受到的不人道待遇，1912年，沃特敦（Watertown）、马萨诸塞州、阿森纳（Arsenal）等地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工人还认为，在追求更高产量的同时，对揭发工人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以及有损其理论的数据和证据，泰勒实施了查禁。

列宁对泰勒的理论很感兴趣，斯大林也是如此。希特勒向福特授予了奖牌，并对泰勒推崇备至。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Speer）声称：“当希特勒任命我为国防部部长的时候，我把军事长官晒在一旁，而与专家、工厂主和工程师打得火热。随后我又借用了沃尔特·拉特瑙（WalterRathenau）的观点，他是上次战争期间德国经济的大总管：实施零部件标准化、劳动分工以及最大限度利用流水线管理。”这可真是黑色讽刺：拉特瑙正是在德国推行泰勒主义的犹太人先驱。

对于合理化量产和把工人缩小为机器中顺从的齿轮，希特勒可能会喜欢这样的观点，但是对于财务诚信的概念，他并不感兴趣。最终，对利润的追求让位于意识形态，德意志帝国银行（DeutscheReichsbank）的（铁路）主管抛弃了实施细致的成本核算这个概念。尽管经理人员纷纷请求，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总管沃尔特·斯贝尔（WalterSpei?）还是拒绝了实施成本核算的要求。他的理念是，铁路运营属于公用事业，不能追求利润，而是要围绕帝国的政治目标做好服务。1936年1月1日，负责成本管理的主管被解职，并被分配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对会计核算数据的收集工作也相应被压缩。就像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一样，内克尔以及大英帝国海军都认为，战争（当时的战争规模可谓前所未有）是一项特殊的费用支出，不能按照传统的投资收益或清晰的会计核算方法进行管理。这种军事领域的主宰思潮将会继续演化，最终，战争本身就成了一场可怕的清算。

20世纪初的时候，会计师已经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而此前狄更斯曾经将这种荣耀剥夺。正如查尔斯·瓦尔多·哈斯金斯一样（作为会计核算培训和标准制定方面的先驱），他们是服务于理性分析和社会大众的一群人，也是试图搞清楚神秘的公司账务和财务信息，并对其加以监管的世俗检察官。有意思的是，尽管反犹太主义者将犹太人描绘成恬不知耻的国际金融家和投机商人，但会计师仍然被视为政府公共服务和公众利益的代表。他们作为现代经济社会沉默仲裁员的角色，在新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截至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信奉公众利益的会计师与主张自由民主的政治家通力合作，为使市场经济和政府管理变得更加透明、更加理性而共同奋斗。行业、会计师和政府都不断进步，看起来都已经信心满怀，认为他们不再面临难解的迷局。哈斯金斯及其追随者创设了各种会计等式、会计方法、会计手册，开办了许多会计学校和专业服务机构，甚至还推动立法，并设立了政府审计机构。所有这些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做好会计核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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