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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国和美国 两极化的科技世界（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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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中国和美国：两极化的科技世界

2015年9月一个凉爽的夜晚，大批政商名流现身西雅图威斯汀酒店，参加一场盛大晚宴。大宴会厅的晚宴结束后，当晚从全美各地赶来的750位嘉宾安静下来，静候那位身着得体的黑色西装，搭配深红色领带的贵宾登上演讲台。大厅里的人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演讲者回忆自己的青葱岁月，缅怀美国历史，引述西方流行文化。他谈到自己的经历，谈到对海明威、马克·吐温以及亨利·戴维·梭罗作品毕生的热爱。他甚至告诉观众，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已经读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幸亏有《汉密尔顿》这部一个月前刚刚在百老汇首演的打破传统的音乐剧，让这些文章总算又恢复了一点知名度。

轻松的开场白之后，演讲者提到了他要为自己的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生活的雄心壮志，他称之为“梦”。不过，这位演讲者不是我们熟悉的美国政治家。他根本就不是美国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他所说的梦，是“中国梦”。

习近平站在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现任商务部长佩妮·普利茨克身边，给我们做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餐后演讲。讲述完他自己朴实无华的故事之后，他直击我们期待已久的要点，“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任何人从事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当天早些时候，习主席的专机降落在佩恩机场。这个机场平时并不对外开放，它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北部22英里处的埃弗雷特，毗邻世界最大的工厂——波音公司的制造厂。这是习近平出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领导人以来首次访问美国。在对美国的这次访问中，西雅图这个“美国通往亚洲的门户”是他访问的第一站，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纽约和华盛顿特区。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足足酝酿策划了数月之久。

第二天，我和其他微软高管站在红地毯上，在微软贵宾接待中心的入口处恭候中国客人。我们整装肃容，仔细检查了我们每个人在迎候队伍中的位置，然后从玻璃门向外张望，翘首盼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率领代表团到来。公司园区参观的每一处细节都已经过仔细协商和安排。

在正式访问前的两个月里，中国政府先后派出4支先遣队，为习近平出访做准备。每次到访的中方策划人员，人数似乎都比上一次翻了一番。我只参加了第一次会议，接下来的三场会议都没有在场。到访问前一周，我正好在最后一次计划会议结束时从办公室走下大厅。当我停下来与每个来访者握手时，我很快就意识到我要欢迎致意的足有40多人。

尽管后勤工作很重要，但与需要解决的问题相比，它们仍然是小巫见大巫。每个人都知道，科技问题几乎占据了议程的最首要位置。包括微软在内，美国公司关注的一部分焦点，是如何扩大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2015年春末，我们前往北京与中国高级官员会面，商讨如何达成我们心中所认为的更开放和公平的市场准入，使美国供应商和中国客户共同受益。慢慢地，我们开始看到一扇门开了。长久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希望。

到8月底，白宫团队已经快要促成两国政府展开谈判，签署一项新的网络安全协议，不过形势仍然不太明朗。随着访问计划的逐步推进，习近平主席从华盛顿特区之外的某个地方开始访问，显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因为这样做可以在他到达白宫之前营造一些积极的势头。华盛顿州显然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这次访问9年前，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也是以西雅图作为第一站的。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在他们位于华盛顿湖的家里举行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晚宴，两国政府似乎都对安排的效果感到满意。我们上一次就当过东道主，所以提出可以再这样来一次，并建议代表团访问微软。我们认为，这样安排可以发挥某种激励作用，促成网络安全协议的签署。即便签不成，也能在外交上留下一点回旋的余地。

那天下午，在迎候庞大的专车车队抵达微软的时候，我们严格按照精心安排好的站位恭候贵宾。首先欢迎习主席的是萨提亚，其次是比尔·盖茨和董事会主席约翰·汤普森。随后，习主席将接见我和负责搜索业务的执行副总裁陆奇，后者生长于中国。萨提亚成功地陪同习主席参观并发表了欢迎致辞，而沈向洋则展示了我们的HoloLens技术。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个大房间，迎来了被记者们称为本次国事访问“最值得纪念的时刻”——不仅仅是对微软或西雅图而言，同样也是针对这次横穿整个美国的6天访问。来自中美两国的28家科技公司的领导者会聚一堂，合影留念。站在习主席两侧的有蒂姆·库克、杰夫·贝佐斯、罗睿兰以及马克·扎克伯格，还有几乎每一家美国家喻户晓的科技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这张照片拍摄的前一晚，习主席刚刚在晚宴上发表了关于网络安全的政策宣示，这张照片也令这次访问中拍摄的其他任何一张照片黯然失色。除了美国以外，只有一个国家的主席能够召集来这样一批科技业精英。显然，习主席——以及中国——不仅占据了全球经济的中心地位，而且也成为世界科技舞台上的主角。

两极化的科技世界

从某些方面来看，中国作为一个科技超级大国的崛起，表明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日益两极化的科技世界。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信息技术消费国，同时也是世界其他地区两个最大的信息技术供应国。通过对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检索，我们不难发现，在全球十大最有价值公司中，有七家是科技企业。其中五家是美国公司，另外两家是中国公司。而从现在起10年之后，在这份榜单排名前列的公司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

但是中美两国的科技关系不同于任何地方的任何其他关系，无论现在还是以前。虽然这个世界以前曾经目睹过国际性的IT竞争——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型机时代争夺领导地位，但这次的形势完全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说，原因在于中国市场准入的门槛，像谷歌、脸书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

虽然也有其他许多美国公司参与中国市场的开拓，但只有苹果公司的iPhone在中国获得了成功，而且这一成功与苹果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地位是相称的。近年来，苹果创造的收入已经是美国第二大科技公司英特尔的三倍多。

说到利润，情况可能更棘手。苹果一家公司在中国赚取的利润可能比其他美国科技企业在华的利润总和还要多。中国对苹果全球赢利能力的贡献实在太大了，这既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同时也是苹果公司需要面对的挑战。以微软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Windows和office等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我们发现，只要你有一大块收入或者盈利依赖某个特定渠道，那里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你都不敢掉以轻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苹果的高管去北京的次数那么频繁。

更重要的是，苹果一枝独秀的非凡成功强烈反衬出其他所有企业在这方面的短板。为什么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如此难以获得成功，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难？十多年来，这一直是科技行业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华盛顿特区，两党的政治家也在越来越多地思考，他们是否真的希望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因为这可能还要牵扯技术转让的问题。

中美两国的科技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而且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关系。

信息技术消费需求的差异

随着竞争的加剧，国家之间增进相互了解就变得至关重要。但是国际关系的历史往往充斥着很多其他国家的局外人观点，这些观点并非基于对局势真正的洞察，而是添加了太多夸张描述的演义。造成美国公司在中国遇到比在其他地方更大困难的原因有很多，重要的是把这些原因放在一起综合分析。

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中国消费者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需求和利益，有时与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并不一致。包括微软在内的美国科技公司通常将最初为美国用户设计的产品带到中国市场。这些产品有时能满足中国用户的需求，也能迎合他们的口味。iPhone和微软的平板电脑MicrosoftSurface等硬件，以及Microsoftoffice一类的办公软件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在其他时候，中国用户会被完全不同的新方法吸引。

比尔·盖茨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在20多年前就认识到，中国不仅将成为一个庞大的客户市场，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科技人才国家。1998年11月，微软亚洲研究院正式成立。现在，研究院在北京的办公空间占据了两栋写字楼，就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大领先学术机构附近。在最初的20年里，研究院的开创性研究不仅集中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领域，还广泛涉足许多方面，包括自然语言和自然用户界面、数据密集型计算和搜索技术。研究人员已经发表了1500多篇学术论文，其研究领域对世界各地的计算机科学进步做出了贡献。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成为中国快速增长的科技人才基础的象征。

研究院偶尔也会超越基础研究，开发和试验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新产品。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有时出乎意料。一个例子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社交聊天机器人，少女“小冰”，其聊天的对象主要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和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这款聊天机器人似乎填补了中国的社交需求空白，用户一般都愿意花15到20分钟与小冰聊聊他们的生活、问题、希望和梦想。也许，小冰满足了一个独生子女社会的某种需求。如今，这款社交聊天机器人服务的用户已经超过6亿，而且小冰的能力还在增长，添加了许多基于人工智能的应用，例如作诗和作曲。小冰的名气越来越大，现在甚至可以客串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员，还会定期主持电视和广播节目。

2016年春，我们把小冰带到美国，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更加看清了这个世界在科技问题上的品位和诉求会有多么大的差异。我们把小冰改名为“泰伊”推向美国市场。结果，这个新名字仅仅是小冰在美国首次亮相之后给我们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开始。

当时我正在度假，并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在吃晚饭的时候看了一眼手机。来自贝弗利山的某位律师刚刚发给我一封电子邮件，自报家门告诉我：“我们谨代表泰勒·斯威夫特，并以其名义致函阁下。”这样的开头立刻显示，这封邮件与我收件箱里的其他邮件有所不同。他接着声称：“‘泰伊’这个名字，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和我们的客户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我真不知道，但这封邮件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位律师继续辩称，使用“泰伊”这个名字，让我们的聊天机器人与这位流行歌手之间建立了一种虚假和误导性的联系，这就违反了联邦和州法律。当然我们的商标律师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不想挑起与泰勒·斯威夫特的争斗，更不想冒犯她。有太多别的名字可供我们选择，我们很快就商量另外再起一个名字。

然而，几乎就在同时，我们开始操心更大的问题。和小冰一样，“泰伊”也可以接受训练，根据谈话对象的反馈与人互动。一小撮喜欢恶作剧的美国人组织了一场有效的运动，利用推特训练“泰伊”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我们不得不在推出“泰伊”一天多后就将其从市场上撤了下来，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教训不仅让我们在跨文化行为规范上更加谨慎，也提醒我们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的保护。

“泰伊”只是太平洋两岸不同文化习俗冲突的一个例子。在美国开发的服务达不到预期效果，因为中国用户更喜欢在本国开发和为本国开发，使用不同方法的不同产品。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服务商在科技领域凯歌高奏，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战胜了亚马逊，腾讯的微信在即时通信领域战胜了美国的服务商，百度在搜索领域战胜了谷歌。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些企业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进行了创新，以满足中国人的品位，而它们的美国同行却没有这样做。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科技业发展的一个特质正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中国。聪明人到处都有，而中国公司锐意创新，努力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们所依托的，正是包括美国在内所有拥护自由企业制度的人长期珍视的对创新的承诺以及强烈的职业道德精神。你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公司在创造各种各样的科技工具，而且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各类机构和实体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和消化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进步成果。中国的科技引擎已然为世人所瞩目，而科技成果在市场应用和普及上的快速发展则为其增添了新的燃料。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令中国科技产业迸发出美国科技企业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未曾遭遇过的强大的本土竞争力。

挑战性因素：市场准入与更复杂的方式规范差异

不过，还有其他一些更具挑战性的因素也在阻碍我们成功。首先是中国的市场准入存在一定难度，现在，在美国，这个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

在构建科技市场准入壁垒的竞争中，各国的表现都不一样。但只有摒弃这一策略，以此为代价，才能参与世界贸易体系，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贸易代表持续而坚定的关注下，美国通过多边和双边谈判的组合拳为本国科技行业打开了世界各国的市场。

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但很多产品要想在中国上市，就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办理许可证。即使获得许可，美国科技公司也经常发现，只有通过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资企业供货，大客户才会购买和使用某项技术。

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科技领域的合资企业仍然面临很多困难。信息技术变化迅速，往往涉及大量的复杂工程，同时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发展，所有这些都需要营销、销售和支持等方面进行不断变革。在一个连大型收购都经常失败的行业，合资企业的做法效果更差。而且这还没有算上跨国家、跨文化、跨语言工作的复杂性。

哪怕服从约定俗成的惯例，通过合资企业进入市场，也会让企业看起来像是一个必须背着装满重物的背包参加比赛的越野跑步运动员。一个人要能赢得这样的比赛，无异于三生有幸，更何况你的对手是优秀的本土公司，因而让这场竞争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简而言之，通过合资企业为中国提供服务的规定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而且通常行之有效的市场准入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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