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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和邪恶工会（第2页）

要么是有人在撒谎，要么就是整个经济过程都不合情理。

如果劳动力变得“过剩”，那为什么大多数工薪家庭都在努力维持生计？

如果杂货商在“牟取暴利”，那为什么在价格上涨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愁容满面？

价格会停在哪里？没人知道。每个阶层都将恶性螺旋式上升归咎于其他阶层，每个阶层都在解释说自己的商业成本在不断增长，因此自己的提价是合理的。

虽然消费减少了，但价格还在继续走高，在这种时候，市场似乎已经无法再控制价格。

某种奇怪的、扭曲的规则似乎取代了“自由市场”这一经典定律，并开始发挥作用。

我对经济学的了解程度不足以使我看明白当前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大多数民众也是如此。注释标题SydneyJ.Harris，“NothingaboutourCurrentWage-PriceSpiralMakesSense，”ArizonaRepublic，1975年10月8日，第7版。

与20世纪20年代和上一章形成对比的是，现在引发通胀的可能有很多种邪恶的根源，不仅涉及各种邪恶的企业，还涉及邪恶的劳工。

1997年我对美国、德国和巴西的通胀危机做过一次民意调查，当时最严重的通胀已经消退，但人们仍对通胀心有余悸。我对普通民众和大学里的经济学家进行了对比调查。这次调查揭示了不同国家、不同年龄段，尤其是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叙事差异。

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都不认为通胀是什么大问题，这一立场与欧文·弗里德曼不同，欧文的文章是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写的。与此同时，虽然美国消费者在通胀的起因上各执己见，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对通胀感到愤怒。当被问及通胀的原因时，他们最常见的回答是“贪婪”，其次是“人们借贷过多”。在列明让他们感到愤怒的目标时，美国受访者依次列出了“政府”、“制造商”、“商店老板”、“全体企业”、“批发商”、“高管”、“美国国会”、“贪婪的人”、“机构”、“经济学家”、“零售商”、“分销商”、“中间商”、“联合企业”、“美国总统”、“民主党”、“有钱人”、“商店雇员”（因为提出工资要求，结果导致价格上涨）、他们的“雇主”（因为不肯提高他们的工资）和“自己”（因为在很多事情上都很无知）。

此外，与经济学家不同，普通民众相信“工资滞后假说”，即工资增长永远滞后于物价上涨，因此通胀对生活水平产生了直接而长久的负面影响。简言之，只要劳工的强烈需求持续推动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这种上升就会给人带来经济状况螺旋式下降的几何心理意象。

从某些方面来说，1957—1958年的衰退与早期的衰退有很大不同。它并不像大萧条那样具有买方罢工这个特点。实际上，奢侈品的销量依然一路走高。人们的愤怒并不怎么针对“奸商”，一掷千金也不会让人觉得羞愧。关于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危言耸听并没有将怒火集中在富人身上。相反，非急需式日常购买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与此同时，民众感到没有可行的政府政策可以阻止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1949年、1953年和1957年的衰退使通胀率略有下降，但也只是暂时现象。余波犹存的大萧条叙事让民众明白，如果想以更严重的衰退控制通胀，可能会有太大的风险。在普通民众对工资—物价螺旋模式的认知中，国家应该将所有经济决策都建立在通胀会越来越严重的假设之上。

对通胀的愤怒

纵观历史，失去控制的消费者价格上涨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而且总会引发民众的愤怒。丧失购买力是一件令人深恶痛绝的事情。但问题是：公众应该对谁发泄怒火？关于通胀的愤怒叙事反映了每次通胀时期的不同情况。通过研究这些叙事，我们可以看到通胀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随时间变化。

最极端的通胀往往发生在战争期间。政府陷入困境时，可能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收取税款以支付战争费用，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采取让印钞厂发行更多钞票的手段。但是这些故事可能不会引起人们的共鸣，民众可能不知道或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在战争期间，将通胀归咎于政府的说法可能不具有传播力。相反，人们更有可能将责任归咎于其他人。那些在其他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安然躲在后方的商人自然而然地成为叙事针对的目标。

在第17章，我们看到了“奸商”一词在一战期间及战后时期的风行一时。人们对部分商人大发战争财感到异常愤怒，这种愤怒促成了超额利润税的实施（不只是一战期间，二战期间也是如此）。这种愤怒是一种长期叙事，并不限于20世纪。例如，在美国内战（1861—1865年）期间，人们对那些从战争中获利的人感到愤怒，但这种愤怒针对的并不是制造通胀以牟取暴利的商业大亨。那是一种不同的叙事。譬如，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第一公理会教堂的乔治·理查兹（GeorgeRichards）牧师在1863年2月22日的布道：

办公室内外那些贪婪的投机者，他们像饿狼一样，潜行在我们的屠宰场周围，偷走他们能够拿到的一切，劫掠国库、盗窃营地补给箱、从医院的伤员那里顺手牵羊、霸占为临终者准备的些微慰藉，就差去剥削死人了。注释标题Richards（1863），第12页。

在1917—1923年的德国恶性通胀期间，通胀率达到了天文数字，而且没有任何战争可以怪罪。以马克标记的价格上涨了近万亿倍。但是，很多人都无法确定造成通胀的始作俑者。当时正在德国访问的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发现，德国人并没有责怪过度印钞的德国政府。费雪写道：

德国人认为大宗商品在涨价，美国金元在涨价。他们认为我们（美国）以某种方式垄断了全球黄金，然后漫天要价。注释标题Fisher（1928），第7页。

在本书撰写之际，有一些迹象表明，美国工会的力量正在复苏，公众的支持度也在回升。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叙事似乎没有重新出现的迹象。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通胀显得异常温和。但是，如果通胀率再度上升的话，叙事就有可能改头换面重新登场。公众在不断地购买商品，因此他们都会密切关注消费者价格。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叙事，或者这一主题的某种变体，可能会再次使经济主体产生强烈的想要跑赢通胀的冲动。它会引入道德维度，指出通胀的罪魁祸首并代入某些名人或某些阶层，从而赋予人们新的热情。

长期叙事：总结

本书第三篇的九个叙事星座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些推动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叙事力量。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条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叙事图景的极端复杂性。没有哪一个单项民意指数，如消费者信心指数，可以概括经济的“力量”。用生物学做一个类比的话，在各种时期登上舞台的各种叙事都有很多细胞受体和信号分子。现代通信手段意味着新的不同种类的流行成为可能，经济预测需要密切关注多种不同的叙事。我们在第四篇将会说到，未来的经济预测需要对可用数据投以新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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