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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自由的代价（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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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自由的代价

一切公款的收支报告和账目应不时予以公布。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

雅克·内克尔的《上国王书》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法国。他的著作和会计改革，也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提供了灵感。不管是欧洲还是新大陆的国家建设者和管理者，都发现了古老会计核算工具的全新应用之道。这些新的应用之道，将根植于年轻国度的肥沃土壤，并茁壮成长，因为这些应用之道的建立，正基于政治问责的理念。在这里，在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有着以问责制为基础构建政府的大好时机。

在成为宪政国家之前，美利坚曾经是会计核算覆盖的领域。众人眼中看到的光辉事业，起初源于企业家的冒险。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Compact），约定将清教徒从海路运到新大陆，正是采取了商业合约的形式，由投资合伙人签字盖章，共担费用，共享利润。随后，合约进一步演化成会计账簿的形式。我们不应忘记，尽管最初出于宗教目的，但早期美利坚殖民冒险之旅的目的完全是获取利润。同荷兰、法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样，早期的美利坚殖民公司都是特许公司，其贸易垄断地位得到了英国国王的授权，公司设立的目的就是对英属北美地区开展殖民贸易。

马萨诸塞海湾公司（MassachusettsBayCompany）属于私人公司，由“承办人”发起设立，并获得了国王查理一世及众多官员颁发的特许状，这些官员包括总管、副总管以及一位财务长。波士顿清教徒的头领极力推崇约翰·怀特（JohnWhite）的方案设想，因为马萨诸塞海湾的“种植场”的设立不仅是一项殖民主义的商业冒险，同时也是为加尔文清教徒找寻避风港和宗教自由之所的一次尝试，在查理一世英国圣公会治下，加尔文清教徒遭到了无情的迫害。1629年，股东在英国剑桥集会，签署了《剑桥协定》（CambridgeAgreement）。有些股东退居幕后，而另外一些股东在约翰·温思罗普（JohnWinthrop）和托马斯·达德利（ThomasDudley）的带领下，借助一艘长约27米的木质油漆船，开启了穿越大西洋、驶向未知大陆（尽管当时人烟已经十分稠密）的为期两个月的艰难旅程，并最终发现了波士顿城和纽敦城，这里随后成为新剑桥，坐落在到波士顿最为便捷的枢纽位置，横跨在被人们尊称为查尔斯河（CharlesRiver）的“绵长牡蛎滩”上。

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按照意大利人的光荣传统，任何一家由众多合伙人组建的航海公司的发展，都依赖于其账簿记账水平的高低，这些账簿涉及有关公司办公室的记录，有关航船的记录，有关交易场所的记录，或者殖民地记录。与工厂相比，经营殖民地对账簿的依赖更甚，这是因为，如果不进行账簿检查，将无法对千里之外的投资做出评估。早在“五月花”事件中，由于当时的会计没有做账，清教徒的早期移民就遇到了大麻烦：“马丁说，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进行任何的账簿记录，苦难和谨慎导致他忘恩负义，我们因此不再信任他并愤然离去，这将导致大家最终一事无成。”1629年，为了计算出马萨诸塞海湾公司欠每位合伙人多少钱，人们对这家公司进行了审计：“鉴于股份公司欠了一大笔钱，在政府深度涉入之前，最好采取一些清算措施。为此，适当的举措是首先对其实施审计以搞清楚债务状况。”实际上，账簿记录显示，尽管公司可能经常处于负债状态，但北美殖民地将带来巨大的财富。除了宗教、殖民、贸易、奴隶、教育和哲学外，北美洲的早期历史，也就是公司债务管理的会计核算历史。自1636年开始，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就开始了“审计”，或者说对会计账簿“负起责任”。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荷兰殖民地。1651年，在今天的纽约城区，北美贸易公司的荷兰主管雇用约翰内斯·戴克曼（JohannesDyckman）作为“新尼德兰的记账员。”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不仅仅是宗教理想主义者、商人、走私犯、哲学家和奴隶，他们还是对利润孜孜以求的会计师。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国家设立于记账员警惕的监督目光之下。

但与英格兰有所不同，美国并非商人经营的热土。当时这里是一片田园风光，农场和种植园星罗棋布。就普罗大众来看，复式记账法并不常见，实物货币十分稀缺［经常混杂着基尼（guinea）、一些辅币和西班牙元，其中“元”的称谓正是来源于此］，在早期的殖民历史上，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大多数城镇规模都很小，居民很少纳税。有些人通过走私赚钱，而大多数交易的形式都是以货易货。

但是，美国的精英人士和城市阶层实实在在地成长于英国金融革命后的世界中，不管是地主、商人，还是英国人、苏格兰人、荷兰人、瑞典人、瑞士人，甚至包括一些犹太殖民主义者，都拥有商业会计核算的传承。1653年，同时具备水手、马萨诸塞州法院发言人和军人身份的罗伯特·凯恩（RobertKeayne），就在自己的账簿手册中写道：“第3本用白色牛皮纸卷着，上面有我大多数账簿的数据记录，其中既有我与其他人结平的数据，也有我航运投资的记录，还有我尚未偿还的债务信息。”在美国城市中，会计核算文化同在英国一样得到了发扬光大。18世纪早期，英国式的“记账学校”已经在绝大多数大型城镇中崭露头角，它们以指导“商人记账方法”作为广告词。当18世纪的历程走过34时，殖民地的人口膨胀到200万人，而拥有20000名居民的费城则成为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从波士顿书商、费城商人到南部的农场主，18世纪的英式记账方法几乎已经家喻户晓。

早期的美利坚合众国大地上，流传着各种英式会计手册。其中，约翰·墨尔的《记账法》在多家殖民地的图书馆中都有收藏。许多家庭经常利用墨尔所著的版本来教授下一代记账法。费城图书馆公司（LibraryCompanyofPhiladelphia）藏有该手册的第8版复印版本，上面还有所有者的签名：“1776年，山姆·米克尔（SamMickle）”及其后人、“1830年，乔治·米克尔（GeorgeMickle）”和“1906年，约瑟夫·米克尔·福克斯（JosephMickleFox）”。到18世纪90年代的时候，作为贸易之都的费城的市面上已经出现了美版的会计手册。1789年，托马斯·撒金特（ThomasSerjeant）的《会计机构概论》（AnIntroductiontotheCountingHouse）在这里出版发行。但墨尔的手册依然占据着市场主体地位，因其宣称复式记账法正是为商人和种植园主所准备的记账工具。墨尔说，如果没有这些，就很难利用会计核算对房产、农场实施管理，政府治理也是如此。无论对社会精英阶层还是对普罗大众，墨尔都极力鼓吹复式记账法的作用，认为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意活动”，也是殖民地国家进行建设、贸易、农业生产以及家庭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核算工具，并给出了像“殖民地烟草生产和贸易”这样具体的案例进行说明。

作为罗得岛（RhodeIsland）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布朗家族的前船长，俄巴底亚·布朗（ObadiahBrown）利用一本英式会计手册自学了会计知识。其早期的会计核算大多数是按照单式记账法随机进行的，尽管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布朗在账簿记录中夹杂着个人的日记。到18世纪中期的时候，有布朗家族成员成了著名学者，他们借助通过贸易活动积攒的财富，在1833年，将罗得岛这块英国殖民地的浸会学院（BaptistCollege）变成了布朗大学（BrownUniversity）。

在早期美国共和派创始人的经历中，会计核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汉考克（JohnHancock）等商人被派到伦敦，以学徒的身份学习会计核算知识。汉考克在其会计账簿中依然会犯错，但账簿本身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充分体现了英国海外贸易的背景信息。他利用这些技巧大发战争横财。但会计核算并非简单的发家致富之法。就本杰明·富兰克林来说，这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在国家和民族的构建过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italism，1905）中，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本杰明·富兰克林当成靶子进行了批判，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正是对新教资本主义的讽刺。在韦伯的职业道德理论体系中，复式记账法处于核心地位，因为他认为这种方法是“理性的”。韦伯引用了富兰克林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和“信用就是金钱”，他还借鉴富兰克林有关记账和钻营方面的财务格言，以其作为最典型的例证。韦伯进一步推论道，赚钱和自我节制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工具，它们还是加尔文主义者的神圣道德准则。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富兰克林，世界上最勤奋、最富有经营品质的人。而很显然，他天赋惊人。账簿信息显示了他是如何利用会计核算安排好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作为一名通才、发明家、印刷匠、商人、科学家、音乐家、政治家、作家、藏书家、学者、新闻记者、哲学家、外交家和一家之主，很显然，富兰克林对会计核算的看法，与18世纪法国的柯尔贝尔毫无二致：这是贯穿于其广泛兴趣爱好之间共通的原则。在他还是一名印刷学徒的时候，他学会了会计核算知识，这些知识之后在其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打理家族产业时，在管理家庭事务时，在担任英属殖民地的邮政大臣时，在代表初出茅庐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外交领域纵横捭阖时，他都借助了会计核算工具。

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身为费城的一名印刷匠，一直有记账的习惯。对于那些知道如何运用复式记账法的人，富兰克林表现出极大的尊崇，在其《自传》（Autobiography，1771—1790）中还专门提到，具备这项技能就拥有了很大的优势。他还描述了自己的朋友、未来的诗人和作家詹姆斯·拉尔夫（JamesRalph）如何精通复式记账法：“鉴于他记得一手好账，而且还熟练掌握数学和账务知识，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得心应手。”

1735—1739年，富兰克林的店铺账簿事无巨细地记载了其所有的销售和交易记录。记录条目包括“一本年鉴”、“为渔人克里斯蒂弗提供的约28克油墨”，以及记入借方的“借给一位波士顿陌生人”的6便士。让富兰克林大受触动的是，他的一名雇工本人并不具备会计核算的能力，他“自小在当地长大的”荷兰人妻子，却可以熟练运用会计核算技巧，并使印刷厂能够平稳运行。富兰克林建议，要对所有女性进行会计培训，这不仅是为了帮助企业经营，更是为了将会计知识传授给子女，这将最终“给整个家族带来长久的竞争优势和源源不断的财富”。

而这正是新教工作伦理的理想情形，这种思维源于会计核算，并被作为传家技能向妇女和儿童传授。实际上，对富兰克林来说，生活能够实现平稳运行，会计核算至关重要。会计核算不仅帮助富兰克林理顺其财务事宜，还协助他深入思考、勤于著述并实现思想道德的成长。他还记录道德账，其中“以13行红线做标记，每一行的开头就是某种优点的首字母”，利用这种方式，富兰克林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打分评判。富兰克林认为，要通过会计核算来保持敬畏之心。

此外，富兰克林还认为，应当将会计作为机构管理的常规手段，并进行针对性的调整来满足特定业务的需要。1753年，富兰克林就任殖民地皇家邮政大臣，在得到这一肥差后，他设计了一套制度，以使各地邮政局局长可以借助复杂的会计核算工具来管理邮件。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威廉·亨特以及士绅和邮局总管关于北美大陆的邮局管理建议》（InstructionsGivenByBenjaminFranklin，andWilliamHunter，Esquires，HisMajestysDeputyPost-MastersGeneralofallhisDominionsontheContinentofNorthAmerica，1753）中，富兰克林简要描述了该如何对邮局实施管理。对邮政局局长来说，认真处理信件是最关键的，他们要把信件整理得“井然有序”，确保信件的安全，不让其他任何人看到信件内容。除此之外，鉴于很多信件都是关于业务往来的，有些还涉及应税货物，每封信都要盖上邮戳、缴纳邮费。还要注意，邮递包裹经常含有珠宝等物件，其价值需要进行记录核算。邮政局局长要想实现对业务的有序管理，唯一的方式就是对所有的信件和包裹进行细致有序的记录核算。富兰克林声称，他给每位邮政局局长寄送了自己印刷的表单，来帮他们进行记录核算，这样就大大简化了管理工作。

在对管理和组织思想进行的基础性描述中，富兰克林阐释了如何记录这些复杂的账簿，其中邮戳、税项和字母类型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含义，每个项目的由来、去处、仓储、付款与否等都有记录。这样，富兰克林不仅创设了记录这类账目的指引手册，以印刷好的示例展示了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效果，还阐述了邮局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复式记账法，这既牵涉管理学的知识，也牵涉数学知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本手册都是古往今来最有创新意识的会计核算手册，因为它是针对复杂的政府机制而设计的，既“在借方”详细列明了各项支出和未付项目，同时也“在贷方”记录各类杂项和无法投递的信件以及收入情况。在指示说明中，他还签上了“B.富兰克林”的名字。

因为意识到这些复杂的指引可能难以执行，他又制作了大型展板，也就是直径约为61厘米的宣传折页，挂在邮局的墙上，以摘要的形式对手册的全部内容进行说明，还附上了复式记账法的示例和小册子。因此，早期美国所有的邮局墙上，都挂着复式记账法的演示手册，并有如何运用的说明材料。富兰克林不仅使殖民地的邮局能够平稳运作，还广泛播撒着自己经世济民的视野和情怀。

考虑到富兰克林所信奉的职业道德（早睡早起等），他所实施会计核算的活动内容，也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其内心的想法。他热心地向妇女讲授会计知识，由此带来的结果，并不见得与延迟享乐的伦理道德完全吻合。早年间，他的夫人黛博拉·里德·富兰克林（DeborahReadFranklin）在费城的店铺柜台上进行会计核算，记录销售交易的信息。富兰克林将黛博拉的店铺账簿和自己的交易流水账综合起来，按照传统的方式将各会计分账过入自己的总账。他按照借方和贷方进行分类，标记账簿页码，正如随后所记载的，在1757年去英格兰当差之前，“我已经对本书中所有这类账簿都标上了红线，这些账目要不已经结清，要不就不太可能收回”。当时美利坚民族诞生不久，富兰克林在1774年夫人去世后，以大使的身份来到法国，在此地从1776至1785年驻守了10年之久，遍阅人世繁华，陪伴其左右的，是巴黎最美貌和精致的一群女士。

对于自己出使欧洲所承担的众多外交使命，富兰克林都有简明扼要的记录。抵达巴黎后不久，富兰克林就在帕西（Passy）开设了一家铸造和印刷厂，帕西是位于塞纳（Seine）河畔巴黎西部的一个小村庄，也就是如今的巴黎第16区。1779年，正是在这里，富兰克林印制了各种小册子，宣传美国的独立之路，传播喜剧作品，还有第一份美国护照。他还开创了叫作“富兰克林”的第一款美式字体，为此，他不得不两次从海路将其运到美国，以避开英国的封锁。在最终创造出字体后，富兰克林十分高兴，在自己的“现金账”中记录道，他在帕西召开了一场盛大的独立日庆祝宴会，消费了“100多瓶红酒”，及来自法国夏季乡村的各色美味佳肴。这场宴会是打着美食家、战争英雄乔治·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的名头举办的。富兰克林还亲自印制了邀请函。他本人显然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延迟享受的必要。将伟人拉下凡尘的并非巴黎城。事实上，一本好的会计记录并不见得总是能够体现出新教徒的道德情操。

尽管会计核算是富兰克林生活中的重要支撑，但有时他也对此心生厌倦，在某些政治敏感的情况下，他都没有进行记录。作为驻法大使，富兰克林犯下的会计错误数不胜数（他故意将一笔400万的法国债务报告成300万），而当需要开展枯燥的审计时，他还经常置之不理。就在《上国王书》出版前后，他与雅克·内克尔还有书信往来，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与喜怒无常的皮埃尔-奥古斯丁·加隆·德·博马舍（Pierre-AugustinCarondeBeaumarchais，1732—1799）就美国贷款问题保持沟通，后者是一位著名作家，著有《塞维利亚的理发师》（TheBarberofSeville）以及《费加罗的婚礼》（TheMarriageofFigaro）等作品，身兼讽刺作家、钟表匠、发明家、军火商、间谍等职，同时还是路易十五的法国代言人，负责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赞助支持事宜。富兰克林抱怨说，这位老兄可算不上是位好的会计师。1782年8月12日，在写给美国大权在握的财务监督官罗伯特·莫里斯的信中，富兰克林描述了自己在与博马舍打交道时遇到的种种刁难，并希望负责来欧洲解决财务问题的专员“比我更善于跟博马舍打交道。他经常认真承诺，2~3天内就把资金划到账上。但几年过去了，丝毫不见他有什么动静。我有时甚至都怀疑，他的会计记录可能好不到哪儿去，以至于根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富兰克林意识到，就政治领域而言，会计核算能够发挥的作用可能往往不及预期。但就自己而言，他仍然对账簿记录信心十足。他向莫里斯承诺说，他“绝对相信”审计之后国会就会认同他的账簿记录。富兰克林一手掌管着美国的国际财务和贷款大权，而他本人作为会计师又是如此的专业和自律，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无疑是十分幸运的。

但是，并非所有的创始人或者新教徒都是专业的商人、财务高手或实业家。尽管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等种植园主也广泛利用会计账簿，来管理自己的农场和贸易活动，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并非那种勤俭持家、努力工作的新教徒，正如韦伯之后所描绘的理想角色那样。杰斐逊属于贵族式的地主，只是装作18世纪法国贵族的样子，他对这些人十分推崇。但是，对美国种植场主和奴隶主的现实生活及道德伦理来说，会计核算依然处于核心地位。奴隶制和会计核算完美契合，约西亚·韦奇伍德对此进行了完美的诠释，会计核算的存在，使人们可以更方便地以数字的形式把童工或者奴隶的表现记录在表格中。正如当时奴隶身披枷锁成排成列坐船来到美国，如今他们被作为商品卖来卖去，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账簿上排列得整整齐齐。从事奴隶贸易的皇家非洲公司（RoyalAfricanCompany）按照复式记账法进行记账。人口被作为资产买来买去，并在大西洋的贸易路线上往来不息。正是海上国际贸易本身的特点，使复式记账法成了奴隶贸易在财务上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

杰斐逊家境宽裕，博学多才，十分喜爱奢侈品、科学、建筑、书籍和美食，60年来，他一直记录着各类账簿，从而为其日常生活和价值体系留下了事无巨细的记录。其中有一本账簿上贴着“不可或缺”的标签，这是专门为记录书籍和美酒准备的。除了数据信息，他的账本还充当了日记本的作用，其中记录的内容甚至细致到他去世的姐姐所用的墓碑价格以及建造成本等，还有给一名奴隶准备的墓碑：“蒙蒂塞洛墓地的一半……给我自己的家人使用，其他的留给陌生人、仆人……在这座墓碑下沉睡的，是一个让人喜爱的忠实仆人，墓碑以一块粗糙的岩石做成了金字塔的形状，基座磨平，人们在上面刻上碑文。”他还在上面附上了自己的诗篇，也就是不伦不类的抒情诗——《一个非洲奴隶的铭文》（InscriptionforanAfricanSlave）。作为一名优秀的小提琴演奏者，杰斐逊注意到“琴弦”的成本，以及他自己和夫人在玩纸牌游戏及双陆棋时所损失的金钱。这些会计记录揭示了在人类自由和民主方面，美国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现代思想家，以及一名不怎么懂得忏悔的奴隶主，是如何冷冰冰地算计人类生活的，正如1817年他所做的：“买到一匹马……偏枣色，前额有一颗星，鼻梁上有刀痕，右后蹄雪白……120美元；买了一名黑人妇女卢克蕾提亚，她的两个儿子约翰和兰德尔，以及之后出生的她的孩子，180美元。”杰斐逊账本中最后一些内容，是给“骑术展示”、“艾米特博士的一本书”、“李的小牛排”以及“艾萨克斯的奶酪”等项目的付款。

作为一位绅士农场主和奴隶主，同杰斐逊一样，乔治·华盛顿也十分重视会计账簿。他受过日常会计核算以及简单的复式记账法培训，在他的图书馆中发现的约翰·墨尔的会计手册看起来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他的会计账簿尤为重要，因为他要负责独立战争的军费管理，这从军事和财务两个角度来说，都属于沉重而艰巨的任务。最后，他得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1775—1804）的帮助，后者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华盛顿的管理对象包括军队、政府，还有其夫人玛莎（Martha）的大笔财产，当然还有他的众多奴隶，其中牵涉大笔资金的管理，这在早期的美国人中并不常见。国会图书馆（LibraryofCongress）的收藏中，有华盛顿的公共的和私人的账簿，时间为1750—1794年。同杰斐逊的账簿一样，这些账簿也鲜活地展现了华盛顿的政府管理、军事生涯，以及其农场主、奴隶主的奢侈生活做派。

身为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华盛顿也经常需要为做账绞尽脑汁。1775年8月至1783年9月，他获得的总收入是80167英镑，他失望地发现，自己无法搞清楚，该收入中哪些属于其公司的利润。但是华盛顿也很有经验，通过计算出“丢失的资金、被盗资金或者付掉的资金”，他总是能够将自己的账簿结平。他在记录民兵组织账簿和独立战争账簿时都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实际上，华盛顿的亲信和士兵都很佩服这种管理技巧，这也帮他最终击败了英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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