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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波托马克河闪着粼粼波光，沿岸绿树成荫，树下是宽阔而又宁静的滨河大道。大道上出现最多的是晨练的人们和安度晚年的老年人，他们往往携带一份早餐，坐在河边的长凳上，看看报纸，欣赏美景，回忆着往事沧桑。波托马克河绕过世界闻名的水门饭店和肯尼迪艺术中心，与阿纳科斯蒂亚河汇合，静静地流向东南方浩瀚的大西洋。

华盛顿是一座美丽而宁静的城市，是名副其实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除了繁华的大商店、大酒店而外，没有任何大型工业企业。政府机构精简到最低限度，大量的行政司法权力下放到联邦的各个州，以便使行政司法更适应当地的具体情况。各行业的规范运作及仲裁审批权则大都有赖于行业自律组织，因此在华盛顿几乎看不到什么企业或部门的头头到政府钻营，如果有这样的端倪出现，一定有关系重大内幕交易之嫌，立刻会引起新闻界和社会舆论的关注。他们会明察暗访，追本溯源，不遗余力，哪怕抓住一点点蛛丝马迹，也会立刻见诸报端或电视广播大事煽情，大做文章，在民众中掀起一片大哗。虽然许多事最后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但惹上了舆论媒体的注意，对任何官员来说都是一场麻烦。水门事件的暴露就是美国舆论界的一件杰作。因此政府的公务员行事、处理问题都非常谨慎小心，视每一个来访的公民和纳税的侨民为上帝，客客气气地为之服务，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些人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得罪不得。

美国实行12年义务教育制，从事义务教育的学校和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由政府负担。政府的经费来源于税款和罚没收人。当经济不景气时财政必须紧缩，所有靠财政维持的部门概莫能外。比如博物馆，此时就可能采取暂停开放或暂时欠发员工工资的办法来渡过难关。学校不能停办，就在平时尽量节约开支。比如学生的课本是免费提供的，但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生，而是“代代”相传。课本的装帧很好，扉页上有一个登记表，上面记载着每一个使用过它的孩子的姓名，无论是一年级的幼童还是高年级的毛头小伙儿，都懂得爱惜课本，从不在上面乱写乱画，大家都认为课本在自己使用期间被损坏是一种耻辱，是很没面子的事，因此往往一本课本被几个学生使用过后，还是崭新的。

大学虽然也受到政府资助，但对学生来说除非拿到奖学金，否则学习期间的费用全部要自理，一般的奖学金也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最突出的一个好处是，美国的大学教育是完全开放的，任何年龄段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通过入学考试，进大学读书。李承之在外语学院读书时的一个外教，就是在中国工作几年后，回到美国，在60岁时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私立大学的学费是最昂贵的，为了交纳每学分450美金的学费，李易之辛辛苦苦地打工，挣的工资除了交学费和房租，所剩无几。头一年里，他严格地把自己的伙食费控制在每月40美元之内，每天除了方便面就是热狗，吃伤了胃口不说，还因缺乏维生素，经常口腔溃疡，咽喉上火，还便秘。他不得不买一点香蕉润肠，吃杜迎从国内设法托人带给他的一些维生素来补充营养的不足。

上学第一年是最艰苦的，除了生存的巨大压力外，学习上也有很大困难，主要是语言不过关。李易之虽然在国内拿到了英语的大专学历证书又通过了托福考试，但在法医系听一句中文也没有几乎全是专业辞汇的美国老师讲课可就远远不够用了。李易之十分感谢柔丝给他的建议，找了一个美国人做室友。麦克在英语提高方面给了李易之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最先修的几门课中有法医课程，而麦克是学医的，很多内容相通，这样更多了共同语言。至于刑法学的课程，麦克是大学生，美国人从小学就接受法制教育，在法学辞汇上做些指点对麦克来说亦能胜任。在宿舍里，麦克常常纠正李易之的口语表达方式，也替他解答教科书上不理解的内容和专业词汇的意思，而李易之便时常炒两个中国菜作为对麦克的报答。

麦克真的像他自己宣称的，对中国很有好感，他找的女朋友莎拉就是一个有中国血统的姑娘，虽然长得金发碧眼，但她的外婆却是一个正统的中国女人。她外婆随做牧师的丈夫住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富有田园风光的小镇附近。她原是江南水乡的一名女学生，认识了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年轻牧师，两情相悦终成连理。抗日战争爆发，他们便一同回到了美国，并且在马萨诸塞州定居下来，生儿育女，白头偕老。莎拉是牧师小女儿的孩子，现在和麦克一样，在医学院读书，不过学的专业是牙医。麦克说，他们已经计划好，毕业后他和莎拉要一同去中国旅行，看看长城，也看看莎拉外婆的家乡。莎拉的外婆总是把自己的家乡描绘得无限美好，像是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卷。

最难熬的第一年过去了。在麦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李易之不仅顺利过了语言关，而且学习成绩全部达到要求。现在李易之已拿到30个学分，正在修最后的两门课。

“李，中国监狱怎样改造犯人？”犯罪学和罪犯改造的讲师向李易之提问。

“我们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

十几人的课堂里传来一片不以为然的声音。

“那是侵犯人权，”一个女同学站起来，“劳动要靠自愿。体罚或强制犯人劳动，那是侵犯人权。”

“我们不这样理解。”李易之对西方人的人权概念早已耳熟能详，对他们的偏见并不惊讶，“劳动创造了人，也能改造人。我可以用我亲眼所见的实例来证明，劳动对一个人思想的改造是十分有效的。”

李易之侃侃而谈。他讲了一个扒窃惯犯的放事，这是在检察院工作时，他亲自参与过的一个案子。

这个惯犯从小失去父母，随祖父生活，因为缺少管教，十几岁时结交了一群坏朋友，多次扒窃被拘留，在派出所长期挂号。有一次，在派出所民警的耐心教导下，他被感化了，痛哭流涕，说要重新做人。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拿来一把刀，当着干警的面跺下一段右手食指，举着血淋淋的手指发誓再也不偷了。这誓言发得是够狠的，派出所相信了他。没想到几个月后，他旧病复发，又用那只伤手去偷人家的钱包，被当场抓住。他说作案时，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胁迫着他，使他不由自主地将手伸向别人的钱包。

就是这么一个恶习极深的惯犯，经过三年的劳动改造，彻底改变了。他在日记里写道：

“自从进了监狱，我才知道了劳动是怎么一回事。本来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经过我们双手的劳动，在上面盖起一所漂亮的房子。在会陷进双脚的烂泥地上，我们用双手筑起一条经得住10吨大卡车通过的公路。劳动苦中有乐，但我这双手以前却从没干过这些有意义的事情，而是用可耻的手段去剥夺别人的血汗钱。一看见别人口袋里的钱包，心里就痒痒，回想起来，真是痛心疾首。是劳动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个犯人出狱后，靠自食其力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从未再违法犯罪。

李易之发言时，同学们都静静地听着，没有一个人插话，显然被这闻所未闻的故事吸引住了。李易之一讲完，大家便热烈地讨论起来。议题是在美国监狱试行劳动改造的可能性。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列举了许多劳动改造的好处，又想出一些鼓励犯人劳动改造的措施。例如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用参加劳动的天数折成点数，优先考虑假释等等。还有人提出一些限制措施，以防止狱警滥用职权，对犯人变相体罚。同学们兴高采烈，不时向李易之询问中国监狱的有关问题。从他们的问话中，李易之听出，不少人一直认为中国监狱就是关押不同政见者的集中营。他想，这全是那些民运组织的宣传影响。

两门课很快结业了。在美国研究生毕业有两种考核方式，一是论文答辩，一是毕业考试。采取哪种考核方式由学校决定，学生没有选择的余地。多数人喜欢论文答辩，一来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二来可以找人帮忙，到答辩时已经胸有成竹。而毕业考试则不然，坐在考场里整整4个小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也帮不上忙。考试内容是所修的全部课程。考试的结果只有通过与不通过之分，未通过者允许补考一次，再不通过就惨了，不仅学位拿不到，所修的36个学分也全部作废。

李易之的刑侦专业采用的就是毕业考试，以往，每年毕业的十几个学生中总有一两个被淘汰。这些给李易之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对他来说，毕业考试必须一次通过。他的时间和金钱都不允许他再来一次。

李易之停止了一切打工，全力以赴复习两年来所学的全部课程。好在他每门功课学得都很好，除了第一学期有两门B以外，其余课程都以A的成绩结业。杜迎又找了一份带孩子的工作，每月有将近900美元收入，加上一点积蓄，短时间维持生活还不会出现问题。

考试前两周的准备时间，李易之见缝插针，苦读不辍，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坐在房间里读书，虽然有空调，但因为是顶楼，上面的大屋顶不隔热，房间里的温度还是很高。为了节省电费他早晚都关掉空调，宁愿让汗水顺着脸往下淌。

“易之，喝杯酸梅汤吧！”

杜迎走到他身边轻声说着，顺手抄起一把扇子给他扇风。杜迎的动作让李易之回想起10年前在国内准备高考时的情景。

那时他家祖孙三代挤在一间临时搭的防震棚里，李易之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复习功课只能在两平方米的小厨房里。当时也是夏天，小厨房里又闷又热，家里没有电扇，他在身上涂满避蚊油，光着膀子坐在小板凳上看书。有一次突然停电，他站起来找蜡烛，猛然发现背后站着个人，仔细一看是母亲，正站在那儿给他扇扇子，也不知站多久了。

“喝呀，发什么呆？”杜迎催促道。李易之从回忆中醒过神，把放着冰块的酸梅汤一饮而尽，又低下头看书。他想：

“一定要一次通过，不然谁都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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