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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大政方针（第2页）

当时，由于受到苏联在学术批评中的粗暴作风的影响，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学术、文化和艺术问题上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这种把学术、思想认识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处理的方法，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积极性，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对全国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极为不利。于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便提上了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费孝通等人将调查了解到的知识分子问题，向中央统战部做了反映。

材料整理归纳出6个方面的问题，简称“六不”，即：一是估计不足，包括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都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如他们应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该用的，有的没有用或用非所长；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

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过汇报后，立即与周恩来进行面谈。这些材料，为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依据。

1955年11月22日，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并表露了他本人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他危及中国的进步。”为此，周恩来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

毛泽东表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议，并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同时还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小组，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

11月24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布置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党中央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像中央那样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

周恩来说：

因为建设就需要知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多，而是少了。要进一步地来提高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

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光是口头尊重不行，还要重视他们的知识，尤其要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信任问题往深层次发展，必然涉及到政治上的信任。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表示：

对他们还有更进一步的信任问题，就是年龄在40岁以上、50岁以上的，到底还能不能入党？是不是就没有可以吸收的呢？那还是有。

光有信任还不够，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必须解决待遇问题，在周恩来的印象中，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其待遇不能比国家元首低。他直言相告：

我国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现状，比抗战时期好，但是比抗战前差。就整体情况看，比旧社会稳。如果同政府干部的工资比较，只有极少数的教授跟我们的司局长差不多，其他的等于副局长、处长，甚至等于科长。这是因为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倾向影响的结果。

要使这些知识分子对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应该把这个待遇提高。因为他们过去学的知识也是费了很大的代价，现在研究学问也需要工作条件，他们还要养家属。仅仅够他们生活的工资待遇，对于讲师以上的大知识分子说来是不妥当的。这样的工资待遇是要改变的，对其中有特殊贡献者还可以更高，有的甚至可以超过国家副主席和主席。这件事将由中央亲自抓。

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已是刻不容缓。周恩来提议：

各省、市应在12月下半月先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同时也像中央这样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这样可以上下通气，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

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要求各省市委在12月都召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

这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明确提出，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0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

1956年1月14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在雷鸣般的掌声里，一次探讨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

中央主要领导及来自各省、地、市的主要负责人共120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大会上，周恩来以他特有的亲切语调，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

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配合，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报告”详细地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针政策；全面阐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进步。

“报告”还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应采取的正确方针。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做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环境条件的重要许诺。

“报告”还希望知识分子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与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

我们党向来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还在1939年，党中央就通过了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并且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有效地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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