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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学文化逢春（第2页）

胡先?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出李森科的名字，但明确地表达了他反对李森科主义、反对伪科学的初衷不改。

后来，在苏联，由于李森科这一派在学术上的不严谨，特别是在农业实践上的无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公开批判李森科学术观点的文章越来越多。

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我国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生物学的意见也逐渐公开化了。

科学家们的种种意见，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为此，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也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中科院进行调研，要求按照“双百”方针的精神加以解决。

1956年5月1日，周恩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

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他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的学说，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是不对的。其次再对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进行研究，看哪些是对的不应否定，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然后再对中国科学家胡先?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进行研究，看看批评对不对、对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

5月26日，在北京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就“双百”方针作了公开阐释，还特别谈了遗传学问题，他说：

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陆定一的这个报告，令长期受压的经典遗传学派欢欣鼓舞。更令经典遗传学派振奋的是，中央作出决定：

要在遗传学这个领域开展学术讨论，为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供一个榜样。

1956年5月，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宣部科学处、中科院和高教部，认真研究了遗传学的有关问题和在我国遗传学界具体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步骤。

在双百方针提出后，遗传学问题成了热门话题，对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积怨甚久的中国学术界，强烈呼吁结束“米丘林生物科学”一家独鸣的不正常局面。

1956年5月，《光明日报》报社组织了一批知名专家教授讨论“百家争鸣”方针。

在《光明日报》主办的“大胆开展自由讨论，做到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现状作冷静的反思和大胆的批评。

他们首先对苏联的学术方法、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

几乎每一个科学家都强调地说：“我们向别人学习要虚心，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东摇西摆，不加辨别地搬运过来。”

科学家们由此把话题转到李森科问题上来，指出：李森科的学说曾在我国风行一时，有些科学家对李森科学说有意见，也不敢提出来讨论，今天看来，这不是科学家应该采取的态度。

好几位专家当场举例说：威廉斯的草田轮作制和马尔采夫的新耕作法，本来有地域性限制，不适合中国情况，但因为是李森科所大力推崇的，一些人就想照搬到中国来。在华南地区某个农业学校，教师讲授怎样在当地推行草田轮作制，学生问他：“当地的农作物一年三熟，如果土地照你说的休耕二三年，还增产什么？”教师不能回答。在此之前，陕西、甘肃等地还发生过为了推行草田轮作制而铲去多年生苜蓿草的大笑话。

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林傅光教授更是大声疾呼科学家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理性对待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

林傅光教授这样说：

前几年，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理论方面，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生物科学方面，有的人不同意李森科的某些论点，但心中存有顾虑怕提出来会犯政治错误，怕别人给他“扣帽子”，因而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有的人顾虑到：对李森科的某些论点也提出批评，会不会影响我们学习苏联的信心等等。也有些人故意对李森科的某些错误论点，避而不谈，而过分强调了他正确的部分。这些，都给我们的科学工作造成损失。

在中国学术界的强烈期盼中，开始了遗传学领域的拨乱反正。

1956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对中国高等农业院校的植物生理学教材提出了批评。这些教材是参照苏联八月会议之后制定的教学大纲编写的。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指出，这些教材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而对中国农业高等院校教材的批评，间接地都是指向李森科的基本理论。

同时，文章对在苏联和中国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欧美遗传学做出了新的评价，并具体陈述了全盘否定欧美遗传学给中国生物学教学和实践工作造成的严重后果。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打响了为经典遗传学洗刷不白之冤的第一枪。《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刚刚发表，《光明日报》就刊发了《吴仲贤教授谈遗传学教学问题》一文。北京农大教授、著名遗传学家吴仲贤从纯学术角度对经典遗传学作了全面肯定。

解决遗传学问题，已是众望所归。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正式为经典遗传学平反昭雪。

1956年7月1日，竺可桢副院长到胡先?家，代表有关方面，就去年米丘林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对他的错误批判，向他道歉；同时，邀请他出席即将于8月在青岛市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

1956年8月10日，由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共同主持，在青岛举行了遗传学座谈会，有130多名中国的生物学家参加。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高教部农林教育司副司长周家炽、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都参加了会议的领导工作。

中国遗传学的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主要学者都参加了会议，如：李汝祺、谈家桢、余先觉、戴松恩、李竟雄、胡先?、祖德明、梁正兰、李燔等。

座谈会还邀请了一些刚由美国回国不久的遗传学家或核酸化学家，如施履吉、王德宝、沈善炯；也邀请了3位刚由苏联归国的学摩尔根遗传学的留学生翟中和、赵世绪和学李森科主义的周嫦。

座谈会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生物学家童第周主持。

童第周在开幕词中说明座谈会的目的是：

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打破片面狭隘的见解，使遗传学在中国健康地发展。

中宣部有关负责人针对遗传学界两派之间严重对立的不正常状况，阐述了党的“双百”方针，明确表示不赞成把摩尔根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学派遗传学的各种帽子，强调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等待，不要急于作结论。

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两派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就几十年来国际上两个遗传学派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缜密的探讨。

在会议上，两派学者各抒己见，互相学到了长处，互相了解了情况，打破了长期以来遗传学界米丘林学派一家独鸣的局面，收到了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增强团结的效果。

在会上，植物学家胡先?作了10多次发言。

会后，西方的遗传学著作重新开始翻译出版，摩尔根遗传学研究也开展起来了。胡先?教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也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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