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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青先进代表（第1页）

一秒记住【xiaoyanwenxue.com】精彩无弹窗免费！●1979年8月17至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激励青年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1975年9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江西省宁都县竹洁公社，从小爱好天文的下乡知识青年段元星，在8月30日北京时间19时35分也发现了这颗新星。”

●1969年到1973年4年的时间里，下乡知识青年李正义共安装小电站31个，安装打米机、柴油机20多台。

●知青先进代表中央召开知青先进代表座谈会

1979年8月17至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

座谈会邀请了21个省、市、自治区的34名上山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他们是：邢燕子、侯隽、程有志、蔡立坚、邱家恒、周秉建、洪调研、何营、王朋森、戈克俭、赵军翔、高崇辉、张志龙、纪庆勤、严洪华、高康良、周学俊、谈龙如、王老虎、张克难、刘敢庭、曹小平、陈跃文、招汉铨、戴彩润、傅衍彭、辛温、居元、刘裕恕、张革、孙立哲、鱼珊玲、肉孜古丽、薛喜梅。

代表中，女知青11人，男知青23人；回乡知青2人，城镇下乡知青32人；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23岁；下乡10年以上的老知青就有28人。

这是一次以老知青为主的座谈会。

在当时，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新闻单位作好宣传报道，发挥这些先进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青年志在四方、献身四化，肯定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在26日，座谈会达到高潮。

这天下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李先念，以及王震、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34名知青代表并合影留念。

华国锋在讲话中称：

大家很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搞对了，还是搞错了?我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的。无论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加强国防来看，都需要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如果说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一些缺点和毛病的话，那么，我们加以改进就是了。

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表彰知青先进人物的最后一次全国性会议。赴会代表人数之多，规格之高，宣传声势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次会议，也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典型们最后一次展示风采。

8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以座谈会全体代表名义写的《给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封信》，主要是肯定了广大知青在上山下乡当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坚持这条道路。

但是，不论与会代表们多么振奋，会议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在知识青年中造成很大影响。有些仍在农村的老知青还写信给《中国青年报》，表示听到座谈会消息后“思绪万千，对知青上山下乡有很多问题想不通”。

这些知青以质疑的方式，表明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

对于这次座谈会，有些在乡知青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郑州市郊柳林公社和花园口公社知青农场的知青们，告诉到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虽然中央十分重视这次座谈会，破格接见代表，但在知青中反应不强烈，许多人漠不关心。

当时本想通过座谈会对典型人物的大张旗鼓的表彰，遏制知青的返城热潮。但是，事态的发展却是，代表们关于“扎根”的宏论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知青返城的势头丝毫未减。

这年8月，在乡知青尚有500万人，到第二年6月，只剩下150万了。

但无论怎样，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可喜的贡献，祖国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们战天斗地的足迹。

除了这次表彰的一部分先进典型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人物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为了广大农村的建设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和勤劳，祖国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上海知青高康良建设第二故乡

1969年的阳春三月，刚过20岁的高中毕业生高康良怀着建设新农村的豪情壮志，从上海来到江西省永修县虬津公社张公渡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落户，并担任了由10名上海知青组成的知青班班长。

来到张公渡，首先映入青年眼帘的是：对面的云山山脉层峦叠翠，脚下的修水河波光粼粼，田野里铺满了红花草，宛如绿底红花望不到边的绒毯。

然而，6月下旬，青年们刚刚安定下来，山洪就汹涌而来。大雨时停时下，河水还在上涨。在抗洪抢险战斗中，高康良冒着危险抢着下水去堵漏。他在堤上跑来跑去，在水里钻进钻出，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洪水被制服了，高康良园满地完成了上山下乡的第一份答卷。

在那些和乡亲们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日子里，高康良逐渐对农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农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下定决心，继续接受艰苦的锻炼，把青春献给新农村的建设事业。

在洪水退后的运土修堤和送肥抢种中，别人是挑两只土箕，他却挑4只，扁担挑断了换一根。队里分派农活，每次他都要求拣最重、最脏的干。

乡亲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称赞说：“小高哪里像城里人，他比我们更吃得苦！”

1974年，高康良担任了大队副主任，团总支书记。此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他一心扑在生产和工作上。

有一年双抢时节，高康良到一个后进生产队去蹲点。当他正和社员们起早摸黑紧张双抢时，突然得了一场病。喉咙里出现了两个硬块，严重影响吞咽。医生怀疑是恶性肿瘤，建议他立即回上海诊治。

高康良心想：双抢是一年四季中最紧张、最艰苦的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干部，怎么能在这种争分夺秒的时候离开呢？他决定等双抢以后再说。

社员焦急地劝说，高康良却风趣地说：“是恶性的，早去几天好不了；是良性的，迟去几天死不了！”

整个双抢，他仍然同以前一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可是他每餐却只能喝一点稀粥。社员们见他这般忘我的革命精神，无不深受感动。

这一年双抢任务，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完成得快，完成得好。就在双抢结束时，高康良的病也竟然好了。

高康良把整个心都交给了农村，他坚定地沿着自己选定的路走下去。每当有招工、参军、招生的指标，他总是让别人先走。最后，知青班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1975年秋，公社党委为了便于领导，让知识青年更好地在农村发挥作用，决定把分散在全公社的24名上海知青，集并到麻洲大队涂家岭上，建立一个独立核算的知青队，并让高康良负责。

白手起家，困难很多，何况这涂家岭，岗上旱，岗下涝，一阵大雨，庄稼就得泡汤。公社和大队在这里办过畜牧场，都没有成功。

高康良望着这荒凉的景象，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干，就要干得像个样儿，一定叫涂家岭彻底地改变模样。

然而，要把主观愿望变为客观现实，需要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啊！他们只有两条牛，这大片的土地怎么耕得过来呢？冬天耕种大忙的时候，各个队都要用牛，高康良就提议自力更生，用人拉犁。主张借牛的青年却嘀咕着；“用人当牛？这又不是在原始社会！”

高康良带领着伙伴们肩上套着绳子，弯着腰，弓着背，用原始的方法耕种着20世纪70年代的土地，他们像老黄牛一样，脚踏实地，在贫脊的土地上洒下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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