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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之战 论秦魏大国之间的较量（第1页）

战国中期，群雄逐鹿。大国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小国左右逢源，苟延残喘。自春秋以降，礼不再，法为上；仁不再，刑为上；义不再，利为上。

春秋之初，齐国历经桓公殁后的宫廷政变，实力不再。列国局势渐渐转为以秦、晋、楚三国争霸的局面。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室崛起，东灭中山，西败强秦，南却劲楚，拓地千里。魏武卒横扫天下，可谓所向披靡。就在魏国眼看就要取代昔日晋国的地位时，秦、齐、赵、韩四国得逢贤君能臣，实力渐渐赶上魏国。

魏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王城尽在其囊中，相当于控制了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最有机会问鼎天下。换而言之，魏亦是处在最危险的位置，因为列强环伺且皆有取代周室之心。因此，魏发展武卒，频频对外征战，既为进取，又是自保。

及至惠侯时，实力较之文侯、武侯之时不可同日而语。之前“好说话”的韩国也不买魏国的帐了，开始以各种理由婉拒魏国对军备的议价与赊账。反观魏国，却是不进反退。武卒制度，一人服役全家免征徭役。随着国内尚武之风与日俱增，武卒的数量逐年递增，国家财政收入也因此大打折扣。

魏武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面继续对外开疆拓土，一面大力发展商贾，双管齐下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

然而，事与愿违，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逐渐威胁到了魏室地位。对外征战，列国皆今非昔比。如果魏国往东谋取泗上，则西有老秦人虎视眈眈于河西；如果往西灭秦以绝后患，那么泗上富庶将会尽入他国囊中。此时魏国的处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是危若累卵。

若是改革武卒制度，则势必牵涉到一大批旧党利益。魏惠侯不愿走秦国那条路，适逢良机，急急大会诸侯于孟津，打算一战以定天下格局。

再看前来赴盟的列强的心思。

韩国坐拥宜阳铁矿之利，加之冶铁技术的逐年提高，只要秦、魏一开战，便可卖原材料于秦，卖成品于魏。二强打得愈烈，韩便可赚得盆满钵满。因此，魏惠侯一发聘帖，韩昭侯那两条老腿便“不听使唤”了，第一个赶到孟津。

三晋之中，赵虽实力仅次于魏，亦是列强环伺，处境不比魏国好到哪里去。秦、魏两国实力增强，对赵而言都是威胁。此番秦魏大战，同时削弱两大强敌实力，赵便有暇收拾中山国。故而，赵肃侯认为魏伐秦，于赵未必是坏事。

泗上诸国自不必说，自春秋起，始终扮演着墙头草的角色，在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至今。

泗上诸国的情况好比欧盟与中东诸国。二战后，欧洲结成欧盟成功阻止了美国之干涉，中东诸国则因意识形态及利益纠纷互相钩心斗角，使得西方有机可乘。很可惜，泗上没有结成“欧盟”，逢此良机，怎会不急急赴盟来拍魏侯的马屁？

楚、齐明明可以对魏国的“蛮行”置若罔闻，皆是出于同一担忧：若是列国皆去唯自己不去，势必会成为魏国发兵于己的口实。先有楚王不纳周贡之例，被桓公冠以谋逆之罪，借口会列国之兵伐之。所以老韩侯才会说：“年轻气盛是没有用的，有些时候，敬酒也好罚酒也罢，该喝的还是得喝呀！”

列强之中，燕国距离政治中心最远，又地处苦寒之地加之北有狄患，列国之事较难插手。老燕公这次赴盟的目的，无非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价，天下礼坏乐崩，唯我燕室忠贞不二！然而列强皆心知肚明，不是他老燕公对周王室“忠心耿耿”，而是他压根儿“鞭长莫及”。

至于秦国为何不来赴会，孝公所谓“咽不下这口气”只是表面上的。老谋深算的孝公，岂会在大事上意气用事？若是换作变法前，孝公他敢不去赴盟吗？孝公的如意算盘是，列强之中楚、齐绝不会买魏国帐，自己若去了，岂不是自贬身价？

最坏的打算便是列强皆去了，自己也就成为众矢之的，被群起而攻之。孝公显然也考虑到这点了，因为他知道，韩、赵不会让魏灭掉秦。一来韩、赵与秦没有魏与秦之间那根深蒂固的矛盾；二来魏若灭秦，下一个目标便是统一三晋，问鼎天下！类似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吴破楚入郢之时，秦之所以班师来救，也是意识到，灭楚之后，下一个矛头就是自己了。

就算三晋心连心，楚国那头老熊会答应吗？魏灭秦之后，恢复往昔晋国之势，他楚国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列强包括楚、齐（太子）皆赴盟了。孝公无奈，只得激励群臣共度国难。正当君臣上下踌躇满志之时，公孙鞅陈明利害，力谏孝公伏首言和。孝公在权衡利弊下终于答应，遣公孙鞅为使假意睦邻。

就这样，河西之战的序幕拉开了。

这场大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即《孙子兵法》中的伐谋、伐交、伐兵、攻城及《孟子》中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先来看伐谋方面。古往今来，任何侵略性的战争都需极尽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使自己的“不正当”行为“合理化”。一开始，“正义”是属于魏国这一边的，没有比誓师伐纣七百周年纪念日再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然而，魏国竟接受了秦国的“俯首言和”并傻乎乎地听信其“南面称尊”的怂恿。乍看上去，似是魏惠王搬起砖头砸自己的脚，将原本自己应有的“正义”拱手承让给了打了数十年老交道的“朋友”。

事实上并非如此。魏惠王生性多疑，他之所以放心与秦国合作，是因为秦国交出了一个再好不过的人质：秦孝公的宝贝女儿紫云公主。乱世之中，随着国际形势的风起云涌，今日的盟友，也许就是明日的死敌。所谓的盟约，只是走个形势，随时都会变成一纸空文。

放任秦国不管，始终是个威胁。倾国之力伐秦，自己的有生力量拼完了，拿什么问鼎天下？况且，伐大国，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将举国兵力集中西线，虽不至于担心列强在背后捅刀子（魏挟天子以讨“逆臣”，列强不敢从中滋事），这期间却要将泗上富庶放手他人主宰，叫魏惠王情何以堪？诸此忧虑，魏惠王不会没有想到。这下秦国主动请和并交出人质，相当于免除后方威胁加之多了个盟友，何乐而不为呢？

若是秦魏再结“秦晋之好”，魏惠王再将政治中心洛阳牢牢把握在手里，可谓“力”与“义”兼得，天下局势岂不被他玩弄与股掌之上？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盟约墨迹未干，秦国倒戈相向。西线河西长城诸邑失手，东线被迫将泗上诸国暂时放手于齐、赵、韩三只“猴子”。

这下，从战争的正义上来说，双方可谓打了个平手。然而从战略角度来讲，秦成功踏入河西，占领长城要塞，目的已然达到。

再从“天时”和“人和”的角都来讲，双方平分秋色。战争中的天时，并不单单指字面上所谓的天气，更泛指局势。魏称王谋逆不义在先，秦临阵倒戈背信弃义在后。再看“人和”方面：秦无后顾之忧，举国上下同仇敌忾，魏于东线与三强达成妥协，亦可放手一搏；魏有武卒骁勇善战，秦有虎狼之兵轻生赴死。

然而在战略上，秦占领长城要塞，成功踏入河西，目的已达到。故而在战争一开始，主导权是掌握在秦国这一边。

接下来，在正面战场上，秦稳扎稳打，尽可能地与急急班师回援的魏军形成对峙之势。在外交攻略上，主动“示好”周室，借此得以打着天子之师的名义，使自己的“不义之举”变得“名正言顺”。当然魏也不是吃素的，亦派陈轸向周室提亲。结果，阴差阳错之下，双方“阴谋”皆未得逞。然而，此次魏成功阻挡了秦在外交方面的攻势，故而在“伐交”方面，魏国获胜了。

然后，战争进入最精彩的阶段：主力部队正面交锋。魏将龙贾棘手，秦就魏新旧两党之间的缝隙切入，阴差阳错地使公子卬当上主将。秦军的诈败战术之所以能瞒过公子卬，一来是因为公子卬年轻气盛，虽不愧为良将却缺乏战争经验，许多方面稍显稚嫩；再有就是他不同于龙贾，徒有主将之虚名而未有显赫之战功，急于尽快立功以取得的在魏军中的威望。

龙贾则不同，一生战功赫赫，故而方能将注意力更集中在战局方面。加之他也知道秦人的真正目的是要夺取河西全境，之所以诈败的原因只有一个：避免攻城战，以野战方式解决魏军有生力量！

在战术上，秦军正确发挥了“地利”的作用，眼看魏卬所率之魏军就要成“瓮中之鳖”，这场战争已胜券在握。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公子卬的“避亢捣虚”战术若是成功，那么秦人后勤遭创，势必采取不了进一步攻势，在主战场上也算是一胜一负了。战争由此而会进入下一个相持阶段！

就在这时，紫云这个人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原本作为背信弃义一方的人质，是一个非常好的把柄。只可惜公子卬没有好好利用这个“工具”，反倒中了对方的“美人计”致使重要军情外泄敌方。

若是公子卬兵分两路，一路亲率军在葫芦谷阵前将紫云五花大绑，以人质相要挟秦人归还河西，另一路埋伏于远处。秦人若依，则可不战而胜；若不依，就当场将紫云处死并大声数落其罪行（公主的死皆因秦人背信弃义之故）。秦军上下若是内心愧疚，则士气尽丧而可一鼓攻之，后续部队迅速赶上援战；若是群情激奋，那么亡命之师不可正面交锋。可诱敌深入，配合提前布下的天罗地网，让长平之战的悲剧提前发生！

最终，裴英的两万奇兵被消灭，公子卬主力大部分于葫芦谷中殉国，魏已无力再战。秦虽在战场上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几近占领河西全境，却也是“伤敌一万，自折八千”。加之公孙衍的那下“回马枪”，秦军损失也没比魏少多少。因此，秦亦无再战之力。

于是，双方划定界限，签盟以和。

纵观整个河西之战，“伐谋”方面双方平分秋色，“伐交”则是魏国占优势。关键的一点，是秦充分利用了“地利”，避攻城为野战，再加之正面的正确战略及幕后的统筹帷幄，当是胜在“伐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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