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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1页）

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ldo;匪谍是如何做成的？&rdo;&ldo;特务的隐性骚扰&rdo;，&ldo;与特务共舞&rdo;‐特务&ldo;瞻之在前，忽矣在后&rdo;，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ldo;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rdo;。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ldo;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rdo;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王书：306页），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ldo;卧底&rdo;，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ldo;为革命&rdo;，&ldo;做好党的驯服工具&rdo;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ldo;卧底&rdo;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ldo;契卡&rdo;（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ldo;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rdo;（冯亦代：《悔余日录》，1960年8月3日，256页）他自认为&ldo;是在第一线作战&rdo;（冯书：288页）的&ldo;一个保卫工作者&rdo;（冯书：258页），于是，心中&ldo;也就释然了&rdo;（冯书：335页）。冯亦代以&ldo;好友&rdo;的身份定期到已被打成&ldo;大右派&rdo;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ldo;引蛇出洞&rdo;？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王书：307页）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ldo;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rdo;，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个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介石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分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ldo;左翼嫌疑&rdo;。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ldo;中共&rdo;，几次&ldo;共匪&rdo;，有没有引用&ldo;蒋公&rdo;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ldo;保安司令部&rdo;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ldo;英俊的特务&rdo;，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ldo;保安司令部&rdo;（以后易名为&ldo;警备司令部&rdo;，再改名为&ldo;警总&rdo;）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佬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ldo;铁面无私&rdo;。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ldo;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rdo;。他说，蒋经国是&ldo;双重性格&rdo;，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ldo;神秘&rdo;状，&ldo;铁面无情&rdo;。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ldo;时时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rdo;。[5]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ldo;中央社&rdo;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ldo;中广&rdo;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十五年。

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ldo;匪谍&rdo;。&ldo;中广&rdo;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ldo;匪谍&rdo;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ldo;公关&rdo;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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