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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6章（第1页）

另外，潘光哲、李恭忠等人对“国父”称谓与孙中山如何关联起来的研究，也可以看作“历史记忆”视角下的尝试。潘光哲的专著《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描绘了美国总统华盛顿的形象在近代中国的“接受史”，勾勒出华盛顿的形象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各式各样的回响及其政治效果。他重点考察的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华盛顿神话”对孙中山走向“国父”圣坛及形成“孙中山崇拜”的影响。[46]李恭忠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则可看作对潘光哲已有的“孙中山崇拜”研究的新扩展。作者转换了以往孙中山研究的一贯思路，从“生前”推展至“死后”，以孙中山逝世后的葬事操办为个案，从墓葬与政治的关系入手，探讨了中山陵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营造过程，剖析了孙中山成为“国父”历史记忆的形成与民国再造之间的关系。[47]

具体到与本书主题相关的研究，大体集中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记忆的考察，如舒衡哲（veraschwarcz）在《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的最后部分以及其他一些论文中，选择从记忆角度切入论题，重点对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对“五四”的记忆和阐释进行了讨论。[48]罗志田在《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则以《世界学生》杂志1942年的“五四特辑”为个案，探索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在从历史角度纪念“五四”时，如何有意无意地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49]

从以上简短的回顾可以看出，中文学界的研究基本上围绕着“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等主题进行讨论。尽管在各自的论述中存在着“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historyory）等诸多提法，但大多数研究者皆能从各自的研究文本出发，根据具体的论述需要选取相应的中心概念。可以说，研究者对各式“记忆”的基本内涵及其背后的方法论预设都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差别只是在于所使用的概念外延的大小。[50]在史学研究领域，与西方学界由关注二战大屠杀而掀起历史记忆讨论热潮不同，中文学界开始关注记忆问题是在社会史研究持续升温的背景之下而展开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学术追求，中文学界相关的研究也多少带有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即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以及方法论层面持续深入的讨论。而在研究对象和主题的选择上，也大多仍在社会史或政治史的基本范畴之内。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与其说是给冠有各种头衔的“记忆”披上一种严格学术理论的外衣，毋宁说它们更倾向于是一种切入问题的视角，或者说是看待历史、解释历史的一种态度。

三史料状况与研究回顾

蔡元培位尊名显，历经晚清至民国的社会巨变，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由于他在近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不仅其论著得以系统收集、整理，与之相关的其他史料也大部分得到保存。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有关蔡元培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也有了厚重的学术积累，涌现出相当数量的专著、论文。

蔡元培在世之时，除其自行出版或参与编写的书籍之外，由于其特殊的影响力，相关生平资料和言论的搜集整理工作很早就已展开，其中以新潮社于1920年9月编辑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最为典型。此书收录蔡元培传略一篇，言论部分分为六大类，分别为关于最重大普遍的问题，教育问题，有关北京大学问题，关于中西文化沟通的问题，一些普通的问题及范围较小、关系较轻的问题，共计84篇。另有《华工学校讲义》及有关大学改制问题三篇作为附录。[51]但全书整体编排太过仓促，有不少错讹之处。蔡元培自己就曾亲自校阅，发现排印错误79处。[52]1933年，上海广益书局也以类似的形式出版了《蔡元培言行录》，分美育、思潮、文化运动、教育、演说、杂著六部分，共122篇。书前有《敬致读者诸君》《蔡孑民先生年记》《言行杂记》等。虽然蔡元培生前曾有请高平叔代为搜集整理，自编文集的打算，但因战乱等一直未能如愿，直到1943年为配合重庆各界为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高平叔编辑的《蔡孑民先生传略》才得以出版。该书收录了高平叔所记蔡元培口述的《传略》（下）及所藏几篇传记，并由吴稚晖、朱家骅作序，黄炎培撰写跋语。

蔡元培逝世后，追忆其生前事迹的回忆类文章陆续发表。作者多为与蔡元培相识之人，记录内容也多为对蔡元培生前往事的回顾，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如1941年浙江研究社出版了《蔡孑民先生纪念集》，选辑悼念和纪念蔡元培的电文、挽联、讲话、新闻报道、回忆文章，从不同侧面或某一片断反映了蔡元培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对他一生的思想、学术、人格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像《大公报》《中央日报》《晨报》《宇宙风·乙刊》等各大报刊也多有纪念特辑出版。

蔡尚思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完稿于1941年，因战乱等延至1950年才得以正式出版，是研究蔡元培思想最早一部专著。此书从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分别介绍了蔡元培的贡献，以此说明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紧密关系。对于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作者认为是时势与英雄两者相互配合的结果，也就是说，蔡元培在北洋军阀时代而非清政府或国民政府时期主持北大，开辟了北大的新局面，正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53]此书试图从多侧面介绍蔡元培的学术思想，但所陈条目过多过细，致使内容较为松散，又未能把蔡氏的思想和活动结合起来考察，予人以割裂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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