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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2章（第1页）

但是，由于政治压力和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贾立臣和江田先生那样认真研究陈独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编修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讨论会上，笔者转达江田先生的观点，并提出疑问：如果陈独秀所指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的情况，是指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状况——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由此，能不能也说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在场的众多权威学者才承认“不能”！然后，笔者又指出：现在，当我们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及最终解体的历史教训和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我们发现，在民主革命后，即使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握得政权，在社会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则奢谈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的空想。所以，陈独秀1923年两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为他认为民主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会紧接着很快发生，排除了有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这时他的这个观点还是动摇的。直到1938年，陈独秀才真正有所觉悟，连续发表《资本主义在中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必须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全面论述。这时，陈独秀才变成上述批判中所称的地地道道的所谓“二次革命论者”。但是，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在晚年也明确指出：所谓“二次革命论”，“这确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讲不断革命论，就是这个意思”。[12]

改革开放后，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起初对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争论得很激烈。邓小平说，不争论这个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先干起来再说，因此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2001年，中共中央为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而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及次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也不再批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了。

四新版毛选放弃了五项“反革命罪”的指控

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下取消派、反党、反共产国际、反苏、反革命、叛徒五项罪名，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人们只知道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对立的立场，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叛徒，大家是不清楚的。党的决议都笼统地说他转向托派后“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就这样，慑于党的纪律，没有人提出异议。几十年过去了，这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从1929年陈独秀与托派开始接触，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党的争论，都是在少数人中、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也大多发表在印量极少的托派油印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稀少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数留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2日，在上面的命令下，全国一致行动，把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接着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都被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被严密封存。于是，陈独秀与托派结合的真相，也就被封锁了起来。“文革”中，管理失控，资料暴露。1980年、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后期资料时，看到了这些档案，终于了解到陈独秀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统主张和活动状况，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托派从1927年在莫斯科留学生中产生到1952年覆灭的历史全过程。

随后，笔者在运用这些资料编辑《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内容包括陈独秀未刊文章、书信、他人写的回忆录及其他各种有关陈独秀的珍贵资料）的同时，撰写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论文，以3万多字的篇幅发表在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上，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文章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原始档案资料，叙述了陈独秀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期间，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文章指出：在陈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曾领导托派进行过许多重大的“反日反国民党”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做过许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取消革命的“取消派”，更不能视其为“反革命”。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衡量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只能是一个：是否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统治。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派。而他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问题上，他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而言，这没有错，只是在运用到中国实际中时成了教条主义，自然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不应定为“反革命”。而且，从长远来看，陈独秀对中共政权的命运预测是否正确，还有待观察。至于说陈反苏、反共产国际（主要是反斯大林），这倒是事实，但这种反对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预见，不能被定为所谓“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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