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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0章（第1页）

第一，他（陈独秀）的文章不合于《甲寅》的作风。人家谈法理，论政制，他则要超出法理政制以上；人家始终把“爱国”置于一切之上，他则认为必须敢说“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的话。此时，这话虽然私人谈论时十人八九不以为怪，但出版物的编辑人究竟不愿意发表出来的。

第二，他也必须有自己主编的杂志。从发表那篇文章时起，他就积极计划着自己办杂志了。他的老朋友（郑后来对笔者说是汪孟邹）还记得，甲寅年他就有办杂志的意思。他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甲寅停刊之前不久，他的杂志终于成功。这就是有名的《新青年》。[133]

郑先生这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陈独秀认为对于那十几封信的“诘问斥责”和章士钊、李大钊的文章的回答，不是一两封信可以解决的；同时，这类问题，也不是靠文字和话语可以释疑的，更不是如梁启超所说，一个“二十一条”事件，十之八九的人，已经觉悟到了；而是要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更要掀起一场规模浩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性质。这才是陈独秀要自己办杂志的根本理由。从参加革命以来，他基本上是辅助别人行动，如吴稚晖在《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一文中所述：“黎元洪由副总统代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士钊）先生的宅内。陈（仲甫）先生却象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做诸葛亮，他充做鲁肃，客散之前，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134]但是，倒袁以后的陈独秀，不再是“鲁肃”（别人的助手和秘书），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了。

[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册，中华书局，1981，第62页。

[2]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3]蔡元培：《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9页。

[4]参见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5]《吴樾狙击五大臣后倪嗣冲上袁世凯密禀》，该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台北）正中书局，1969，第588页。

[6]如邹鲁的《吴樾烈士历史》、冯自由的《炸清五大臣者吴樾》、章士钊的《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等，都是如此。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人物传》中之《吴樾》亦未脱此窠臼。

[7]马鸿亮：《吴樾烈士传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第579页。

[8]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9]潘与吴樾是桐城同乡，1902年留学日本警察科，毕业回国后，清政府授予花翎知府衔，但他暗中与陈独秀等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10]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11]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2]马鸿亮：《吴樾烈士传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第579页。

[13]吴樾：《与同志某君书》，《暗杀时代》附书，《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4]《赵声遗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中华书局，1960，第1391页。

[15]吴樾：《与同志某君书》，《暗杀时代》附书，《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6]曹亚伯：《杨笃生蹈海》，《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1册。曹是杨的挚友。

[17]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8]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附言，《学风》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19]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20]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21]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22]《蔡元培在吴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词》，《追悼吴烈士大会纪念册》1912年3月。

[23]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附言，《学风》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24]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25]《双秤记叙》，《甲寅》第1卷第4号。刊登在烂柯山人著的《双枰记》内，没有署名，但“叙”（即序）文一开始引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诗中纪念何梅士一句诗后称“此予辛亥年春居临安时所作《存殁六绝句》之一也”。可见此序是陈独秀所作。

[26]田桐：《革命闲话》，《党史史料丛刊》第4期，1945年。

[27]陈独秀：《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向导》第18期，1923年1月31日。

[28]《安徽俗话报》第2期，1904年4月30日。

[29]李则刚：《安徽历史辑要》，油印稿。

[30]高语罕：《百花亭畔》，亚东图书馆，1933，第35页。

[31]《安徽俗话报》第17期。按其半月刊时间安排，该刊第16、17期应是1904年12月出版，可能是陈独秀主持迁校事宜缘故，在该刊第19期《本报告白》中，说第16期拖到1905年3月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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