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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8章（第1页）

建立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但其腐败也是最出名的。主要是学生多以它“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不感兴趣，多有常到北京前门八大胡同（当时北京妓女集中地）嫖妓者，时称“两院一堂”〔即嫖妓比较多的是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和大学堂（即北大）的教员和学生。在这方面，陈独秀和理科学长夏浮筠，也有不检点的地方，后来成为保守派造谣盯死的缝隙〕。因此，学生对专业教员不欢迎，甚至反对；而对政府官吏兼职的教员，即使不学无术，也热情笼络，以为可做将来仕途的靠山。因此，学校内学风陈腐，复古主义思想泛滥。蔡元培教育救国，决心从改革北大开始，并首先从文科入手。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人物最多，崇尚宋儒理学的桐城、文选派占优势，亟须延聘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和充实文科。所以，蔡元掊对于聘用文科学长一职，特别慎重，曾请当时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推荐人才。

这时，陈独秀正巧在为“亚东”和“群益”两书社合并之事帮忙，帮他们起草合并协议，又与汪孟邹一起来到北京筹集股份。到北京后，在琉璃厂，陈独秀偶遇在北京大学的老朋友沈尹默。沈随后告诉在北京医专的汤尔和。于是，沈和汤分别向蔡推荐了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告诉蔡：陈独秀就是当年的陈仲甫，还拿了几本《新青年》给蔡元培看。蔡对陈独秀原本怀有“一种不忘的印象”，特别是对于他早年编发《安徽俗话报》，鼓吹民主思想，很是钦佩；现今，他再翻阅《新青年》，更赞同其主张，认为陈“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他就决定聘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24]

陈独秀当时住宿前门一小旅馆——中西旅馆。蔡元培诚聘陈独秀的经过十分感人，颇有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精神。他从汤尔和处打听到陈独秀住处后，就亲自登门拜访。据汪孟邹1916年12月26日的日记记载：这几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25]

为什么谈了好几天呢？因为陈独秀起初不答应。陈回沪后对安徽老乡、老友、邻居岳相如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说，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26]陈又提出正在主编《新青年》，摆脱不了。蔡元培则答应他：《新青年》可以带到学校里来办；没有头衔，不碍事，我了解你，我不搞论资排辈，只求真才实学的人，没有教过书，主要做教学的组织和管理工作。陈独秀拗不过，最后答应：“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27]

1917年1月13日，即蔡元培校长到任第十天，北京政府教育部函字第十三号发出：“贵校函开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当经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应函复。”

随此复函，附教育总长范源廉令乙件：“教育部令第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28]

15日，蔡元培以校长名义发布第三号布告：“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

这个布告引起当年北大二年级学生冯友兰先生晚年一个回忆：蔡元培先生到了，他当时先换文科学长。“新学长就是陈独秀先生”；蔡先生“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可见，二人都是不尚空话而重实践的人。

因此二人一来，北大就立即大变样了。“文科的教授多了，学生也多了，社会对文科另眼看待，学校是变相的科举的观点打破了。”学生中间开始觉得入大学的目的是研究学问，并不是为得个人仕途的“出身”。就以学校的主要工作——教学而言，冯友兰接着说：以前“各学门的功课表者订得很死，既然有一个死的功课表，就得拉着教师讲没有准备的课，甚至他不愿意讲的课。后来选修课加多了，功课表就活了……（先）让教师们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29]

从北京大学档案中看到，当时陈独秀地位之尊，竟然在蔡校长之后排在第二位。如1917年12月28日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签署的批准温宗禹代工科学长的教育部指令文件上，附签的北京大学领导人中，蔡元培校长是第一名，第二名即文科学长陈独秀，下面是理科学长夏浮筠等。虽然夏元瑮的工资比陈独秀多50元，但在工资表上，陈独秀也排在第二位。在北京大学领取薪金的签名簿[30]上，第一名是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第二名是文科学长陈独秀300元，第三名是理科学长夏浮筠350元。更有意思的是，在这张表上李大钊是文科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只拿120元。毛泽东作为图书馆助理员，仅拿8元。这张工资表保存在北京大学档案中，陈列在北大旧址（现北京市中心五四大街“红楼”）举办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里，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当时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的地位。历史无声，却是最铁面无私的法官。当然，整体评价这三人的地位，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后来有些人写这一段历史时，千方百计把毛泽东、李大钊放在陈独秀之上，甚至在“红楼”东侧五四纪念碑的浮雕上，只有毛泽东的头像，而无陈独秀的头像。这是对历史的无知和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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