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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8章（第1页）

到广州接他回上海的包惠僧回忆说：“关于党怎么搞法，他（陈独秀——引者）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9]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尖锐而棘手的问题。因为自从外国殖民者侵入中国以后，他们见中国太大，又因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难以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只得寻找中国内部的代理人，而且由于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入侵，每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代理人也不同。于是，一切革命党派和其他政治派别，在进行争斗时，总寻找对方与某个帝国主义的联系，指责对方拿某个列强的钱，是“卖国贼”、“走狗”等，激发民愤，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置政敌于被动。这个反帝反军阀的法宝，陈独秀当然是常用的，也知道它的厉害。所以，他在建立共产党后，对与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关系，自然就十分敏感。当时他还分不清西方“殖民主义”与苏俄宣扬的“国际主义”（实为“红色殖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大国，很难实行所谓“洁身自好”政策。

正是这样的心态，决定了他一开始领导共产党的工作就具有“慢慢来”的思想，与俄共和共产国际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孤立无援状态的“急迫”心态格格不入，这里就埋下了日后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俄共、共产国际无穷矛盾与冲突的基因：一边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利益，一边是立足于苏俄的民族利益；一边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要慢慢来（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边是根据苏俄的要求快快干，恨不得一个早上就使中国革命成功，建立起一个与苏俄友好甚至结盟的国家。

所以，陈独秀对包惠僧说：“国际代表（指维经斯基——引者）走了，上海难道就没有事情做了？李汉俊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这是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对困难看得多一点，把时间想得长一点，对革命形势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工人与农民——的力量和觉悟估计得实际一点。

但是，这种思想，在革命激荡的年代很难被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主流派思潮所认同。

但是，平心静气考察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历史，看看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再看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不能不承认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在欧洲和俄国，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走出来时，无论从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取得胜利，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再到十月革命的胜利，都经过了几百年的很长的过程；再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更不知还要经过多少个世纪。陈独秀当时说“可能要一百年上下”，已经是极而言之，但还是估计不足。

如追随陈独秀半辈子革命的郑超麟在陈独秀逝世时写的悼文所述：单从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启蒙与革命运动、社会变革的规律来看，典型的法国大革命，先是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批判封建主义、提倡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以提高国民的觉悟，半个世纪以后，才有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在空想社会主义传播半个世纪以后的19世纪中叶产生，又过约半个世纪，到20世纪初的1917年才发生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在欧洲，从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党指导下的革命运动，花了约150年的时间。[10]

而在中国，从1915～1919年的启蒙运动到1920～1921年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五六年的时间。除了少数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比较熟悉并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外，绝大多数先进分子还在别的各种错误思想中徘徊，更不要说广大人民群众了。这说明，中国要在几年时间里走完西方150年所经历的思想、革命、社会变迁历程，必然会遇到许多西方和俄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这是对陈独秀等共产党人严峻的考验。

然而，也正是因为中国当时所处世界的动荡和新思潮的传播，才使中国先进分子产生种种错觉，以为既然西方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来临，那么中国就可以不必走西方已经走过的几百年弯路，而是可以直接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实行共产主义。殊不知，先进的思潮可以很快传到中国，个人的世界观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从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像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那样），但是，社会的改造，不管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还是全体人民思想习俗，从封建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是绝对不能在几天、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内可以完成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陈独秀思想中的价值、尴尬与无奈。一方面，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较快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担任了共产党的领袖；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要急”，还是先要统一思想，特别是先进分子要统一思想，就是如包惠僧说的：“陈独秀主张各种思想争鸣，自由发展，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谁是谁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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