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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9章（第1页）

可是，就是这个拉狄克，在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得力干将后，严厉抨击加入国民党的方针。

着意培养第一代党的领导骨干

陈独秀这次去莫斯科的第二个目的是物色党的干部。对于共产国际四大，可能由于拉狄克的不礼貌举动，彭述之说，陈独秀“不愿多作评论，而当跟我谈到中国形势的前景时则是滔滔不绝。在这一点上，证明陈独秀不愧为一位乐观主义者”。他当时“最大的忧虑是如何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而最紧急的问题是干部的不足。

随着党组织健全、革命运动开展而要求的党内思想纯洁化和实干能力的提高，建党初期的骨干离去不少，陈独秀深感干部的奇缺。中央机关经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加深了所谓他的“家长制作风”的传说。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前，正好第一批留学莫斯科党员回国，于是，他们就作为二大的主要代表参加了会议，相应代表各省党组织，其中有刘少奇、彭黎和、袁达时等。

由于这批党员经过莫斯科党务和革命工作的系统训练，所以都成为党的重要骨干。他们的素质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现：“他们一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便显示出既能胜任工作又能顽强斗争的可贵品质。”为此，他觉得培养干部的重要，不能靠寻找自发成才的“千里马”，这样来的干部少、慢、难，而要靠自己有计划地培养。鉴于当时在国内没有条件办正规的党校，于是，他打算连续不断地派同志到俄国去，而且一大批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也要转到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此事与俄国当局协商后得到允许。陈独秀当即给在法国的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兼青年团性质的“旅欧少年共产党”书记赵世炎写信，劝其迅速回国。开始，赵世炎不愿去，说“法国华工很多，要搞华工运动，现在离开不好。”陈独秀回信反驳说：“你不要只看到法国有多少华工，应该看到中国有多少工人，现在中国需要你们回来搞工作。”后来赵世炎才同意离开法国赴苏。[46]这时，旅欧少共也正好为归属国内青年团事要请示陈独秀。

旅欧少共成立于1922年6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宣传部长兼机关报《少年》主编是陈独秀长子陈延年。10月，召开大会，决定加入国内的团组织，成为其“旅欧之部”，并派李维汉回国与团中央接洽。当李到达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北京时，陈独秀已经赴俄。少共中央得知后，当即又写信给陈，提出此要求。陈独秀复信批准少共加入国内青年团，但名称应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因为这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同时解释了他们对共青团纲领的两个误解，指示他们在欧活动的方略。与此同时，国内党中央和团中央也在1923年1月2日和29日，做出回复，意见与陈独秀相同。于是，旅欧青年团就在2月遵循陈独秀指示进行改组，并决定立即派一批同志赴俄深造，然后回国。但是，据彭述之回忆，在做出此决定前，赵世炎、王若飞、郑超麟、陈延年、陈乔年等八人，就到了莫斯科。在吕克斯豪华旅馆与陈独秀代表团举行了一次小小晚会。“陈独秀主持了晚会，发表他自称是庄严隆重的演说，但演说并不遂人意，他两个儿子带着渴望而又叹息的神情听他们的父亲讲话。然而全场却一致鼓掌，总的说来，是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此时，大家心里充满着的是同一希望，这希望也就是他曾经带给我们的。”

但是，据郑超麟回忆，情况不是这样的：在赵世炎同意赴苏后，只是“陈独秀在莫斯科替我们一行人办了手续，我们才从法国动身赴莫斯科”；“1923年3月18日，延年和我们共十人，由周恩来陪同离开法国”，经过比利时、德国，3月底4月初才到莫斯科，而陈独秀早在1月初已经回国。

两人说法不同，郑说比较真实。因为他的回忆以20世纪40年代写的《回忆录》为基础。而彭的说法写于80年代。不知道彭说的陈独秀与两个参加共产党后的儿子首次“欢聚”的故事，来自何处。

关于陈氏父子是否有这次欢聚，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无足轻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的是，陈独秀决定利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后来新建的中山大学，自觉地有计划地为中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骨干，即中共第一代领导骨干。这批中共骨干既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更有艰苦奋斗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们和陈独秀一起出色地领导了中国1924～1927年的大革命，而且大多数都牺牲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剩下的人很多又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不管这些领导人后来犯过多大的错误，但毕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在评价陈独秀的历史贡献时，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莫须有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

在传统的中共党史文件和论著中，陈独秀被定为“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的典型代表。然而总结中共8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世界近代史近400年的历史，这个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

此事起因于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这年1月，为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精神及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和列宁对中国代表团的接见，实际上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两个战略问题：一个是建立上述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另一个是当前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而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分两阶段进行。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纠正了1920～1921年建党时期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排斥国民党的倾向，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是十分及时和重要的。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已如前述，采取了党内合作方针。革命分两阶段进行的问题，是在中共二大上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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