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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徐本钦也以持平及客观的看法表示，亚洲价值观并不单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价值现就与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进一步指出，某一些领导人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与观点。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并不是新加坡人都认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就公然表态，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而生孩子的问题，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政府干预他们的切身问题。

新加坡人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显然他们凝聚一个更强的共识，去追寻东西方社会越来越缺乏的社会稳定与生活品质，但也势须在社会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响起的杂音。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11月号）为何只有一种声音?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后，引起读者热烈批评，针对她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应，龙最近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你对《联合早报》转载你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很高兴，显然编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讨论，但他们还是应该事先取得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应中，不是热血的辩护就是怒目攻击，反省与就事论事的讨论没有一篇，我不仅要问，为什么只有一种声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该觉得奇怪吧!

你对冯焕好等人的来函内容有何反应或反驳?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为台湾对新加坡的不满。对不起，我不代表台湾人，只代表自己，在台湾，有许多人欣赏新加坡的价值观，譬如《天下》杂志，同时也有许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两种看法都属于一个多元的社会，谁也不代表谁。

有些作者读了我的文章之后，起而攻击台湾社会：国会打架、未婚妈妈这是基本逻辑的错误。我批评新加坡，和台湾扯上什么关系?台湾有台湾的问题，我对台湾的批评要比对新加坡严厉得多，但并不是这篇文章要谈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认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ldo;亚洲人&rdo;。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与西方对话，且口口声声&ldo;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rdo;，我的反应会更强烈。如果中国大陆的总理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ldo;大汉沙文主义&rdo;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价值观代表他人，是对异己文化的尊重，我们同时也要对抗西方人对亚洲的刻板概念化，当新加坡人说&ldo;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rdo;时，他其实强化了欧洲人的传统偏见：&ldo;欧洲人&rdo;尊重自由，&ldo;亚洲人&rdo;强调集体。

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人彼此之间的差异，因为那些差异会破坏他对亚洲人的整体刻板概念。

当欧洲人体认到日本人与中国人，新加坡人与印度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才能说，东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亚洲人也体认到挪威人与葡萄牙人有多么不同）。

至于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因为太复杂，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讨论的题目。我只是提出个人的立场：新加坡这种自由不投我所好。只是当新加坡人振振有辞说：&ldo;我有阅读、写作、发言和出版的自由&rdo;时，我不得不问：

&ldo;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样有那样的自由‐‐包括与政府或与社会主流持相反意见的人?&rdo;如果他们没有，你是否太自私了?为什么你认为新加坡部长不应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欧洲人比较文化价值观?我觉得新加坡部长可以&ldo;新加坡人&rdo;的身分很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让欧洲人听到直接的、不客气的批评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只是反对他将亚洲人一元化、集体化，同时在这里提醒他，南欧人比起北欧人，更高度重视家庭、族群与集体。欧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论。

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

中国大陆不少领导人常称赞新加坡的成就，并当作是学习榜样，你有何看法?不只大陆，台湾也有政治人物称赞新加坡为好榜样。大陆的我管不着，台湾的就使我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台湾是从极权政体下走出来的，牺牲多少人才有今天这一点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逻辑很简单‐‐&ldo;自由造成动乱，安定需要集权&rdo;，人们一旦接受这个简化的逻辑，政客就有权力的基础。

在我看来，任何简化了的&ldo;真理&rdo;都是危险的。

美国籍的一位学者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他最近撰文批评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够超然，引来警方人员调查。可能被控以藐视法庭罪名。你对这件事又有何看法?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门按铃的将是谁?（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第1节　我的十年回首

1997年正月，欧洲大寒，冻死了许多流浪汉。在俄罗斯边界和阿富汗，仗继续打着。

不知其数的人死于沟壑，暴尸荒野。我们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年的徐徐开展。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踏着钢铁的步伐进入香港，结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开启另一页不可预测的历史。这一年，是台湾解严的十周年纪念。

纪念?也许，但若说庆祝，许多人或许要反问：庆祝什么?与十年民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结、黑道横行、权力斗争。对台湾这个社会，十年回首，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从威权政治走进民主，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当旧的价值一一解体时，我们是否还有某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很想问问我的同代人。

台湾的社会是否较十年前&ldo;进步&rdo;，恐怕没有人敢贸然回答，因为，嘿，什么叫&ldo;进步&rdo;?人民的政治权力显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质是否较从前为

高?治安是否较从前为好?生态环境是否较从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惧是否较从前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见得。

然而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的当然不只台湾人。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以为日子将从此美好，却发现，在冷战中至少部落间的仇恨之火也被冻结，在自由的时代中却一一引燃爆发。一个西欧人固然不敢轻率说出&ldo;进步&rdo;二字;一个东欧人，面对冒着烟的断垣残壁和有了自由却又买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叹一口气吧。

人类的进步，不论是科技发明或思想制度的创新，极少没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过了&ldo;进步&rdo;的正面功用。20世纪的我们所目睹的许多灾难都和&ldo;进步&rdo;有关：医学发达导致寿命延长、人口膨胀及饥馑问题;对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战后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大混乱，因为人们无力承担自由所相对要求的责任。仅只翻阅20世纪，我就难以相信历史是一条&ldo;进步&rdo;不断的直线发展。

从80年代的直接参与到90年代的距离观察，我在台湾这个民主实验室中看出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经体验过的。自己蜕了一层皮才认识的&ldo;真理&rdo;，其实只是历史的老生常谈;然而亲身&ldo;悟&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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