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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像傅吾康先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也就不再举了。胡隽吟女士现在的这一部书，其中所收的论文无不充分表现出&ldo;德国的彻底性&rdo;。因此我才说，出版这一部书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祝贺这一部书的出版。

《忆往述怀》第二篇：学林漫步《忆往述怀》学问中没有捷径

我曾多次声明，我禀性愚鲁，最不擅长也最不喜欢那种抽象到无边无际的甚至是神秘的哲学思考。我喜欢具体的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我是搞语言研究出身的，做学问喜欢考据，那种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种哲学的现象，我认为是非我性之所近。但是，出于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我&ldo;老年忽发少年狂&rdo;，侈谈东西文化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生存前途的关系。这已经接近哲学思考，是我原来所不愿谈的。&ldo;怪论&rdo;一出，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也有之，我细读赵杰的文章，他属于后者。古语云：&ldo;惺惺惜惺惺，&rdo;我在窃喜之余，还是决定写几句话。

我的&ldo;怪论&rdo;是无能成龙配套的。我讲四大文明体系，又讲东西两大文明体系，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讲综合思维模式和分析思维模式，以及&ldo;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rdo;，又&ldo;预言&rdo;，21世纪将是东西文化融合而以东方为主的世纪，最后还讲西方文化以&ldo;征服自然&rdo;为鹄的，制造了许多弊端，弊端不除，人类生存前途将会异常艰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名之曰&ldo;怪论&rdo;，这是以退为进的手法，我自己实际上并不认为有什么&ldo;怪&rdo;，我认为，人类只要还有理性，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高人说我论证不足，说老实话，我讨厌你们那一套&ldo;哲学&rdo;论证，与其说我是在搞哲学，不如说我是在作诗。但是我的诗是现实主义的，不是浪漫主义的，更决不会是什么朦胧诗。我的这些诗作，击节者有之，厌恶者也有之。对赞成者我感激，对反对者我恭谨阅读他们的文章;但是决不商榷，也不辩论。因为这些议论是非与否，只有将来的历史发展能够裁决，现在人的文章，不管看起来似乎振振有词，高深莫测;但大多仍然都是空话。同空话辩论，&ldo;可怜无补费精神&rdo;，还不如去打牌，去钓鱼。只是有一位学者的议论，我还是要引一下，目的只在于&ldo;奇文共析赏&rdo;。这位学者说：

《黄帝内经》成为最高医学，&ldo;千年秘方&rdo;成为万应灵药。学习古代是学问，研究现代不是学问。&ldo;天人合一&rdo;、&ldo;内圣外王&rdo;，语词如此冬烘，概念如此陈腐，道学先生竟想用它来教化21世纪。（《群言》，1999年第6期）

请问这一位学者，你懂得什么叫&ldo;天人合一&rdo;吗?你心目中的&ldo;天人合一&rdo;是董仲舒的&ldo;天人感应&rdo;的&ldo;天人合一&rdo;呢?还是张载的&ldo;民胞物与&rdo;的&ldo;天人合一&rdo;?至于&ldo;千年秘方&rdo;，里面难免有迷信的成分，也决不会缺少老百姓用性命换来的经验。当年鲁迅一笔抹煞中医，为世诟病。不囹时至世纪末又见有自命为非&ldo;冬烘&rdo;的洋冬烘、真正&ldo;科学主义&rdo;的信徒，挺身出来说出这样非&ldo;科学&rdo;的话，我确实感到吃惊!

我这一番话有点违离了自己的原则之嫌，赶快打住，还是来谈赵杰的文章。

赵杰教授在《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中多次谈到要繁荣蒙古学、满族学和韩国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个人认为，意见都是切中肯綮的。蒙古民族曾创建过历史上最辽阔的横亘亚欧二洲的大帝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到了近代，蒙古学从欧洲兴起。这门学问研究难度极大，它牵涉到众多的民族和语言，一时成了显学，欧洲颇出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学家。清朝末年，此风传至中国，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为首的许多汉文著作出现了。后来陈寅恪先生也在这方面写过一些论文。一直到今天，研究蒙古史者，尚不乏人。要说有多少独特出众的成绩，那就很难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虽然有掌握汉文资料近水楼台之优势，但通晓与蒙古史有关的众多的语言文字，则远逊西方学者。不用说超过西方学者，就是想同他们比肩，尚有待于我国学者极大的努力。

至于满族学，按理应该说是&ldo;吾家事&rdo;，中国国境以外没有聚居的满族。但是，研究满族语言、文学、文化、风习等等的学问，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实在真是不景气。满族一入主中原就开始汉化。虽然有几个皇帝看到了这个危机，努力加以匡正，但似乎收效甚微。我在什么书上读到，汉族大诗人袁子才（枚）太史曾充任教满文的教师，而满族人自己则无满文大学者，实在令人吃惊。反之，满族却出了几个用汉文写作的大文学家，比如纳兰性德等，曹雪芹恐怕也要归入这个范畴。到了近代，清代统治结束，研究满文的学者，更为稀少。西方汉学家中间有旁通满文者，比如德国的wfuchs，haenisch等等。日本过去也有专门研究满文的学者，比如今西龙、今西春秋等等。在中国，建国以后范老（文澜）曾开办过满文学习班，敦请当时尚健在的满文老专家授课。后来据说由于老专家谢世，从而停办，后遂无问津者。赵杰同志本人曾在满族学方面下过一些工夫。他的成就，我非内行里手，不敢妄加评断。只是这种精神就值得肯定，希望他能继续努力，万不要浮光掠影，而要下真工夫，庶几能真有所成就。

谈到韩国学，则颇令人气短。南北朝鲜国内研究的情况，我不清楚，不敢乱说。前几年，我曾见到过一本德国学者写的论朝鲜文的著作，洋洋数百页，由于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所以没甚措意，至今连书名、人名都已不复记忆，实在是一件让我自己感到惋惜的事情。据我浅见所及，我们连朝鲜文确切的系属都还没能弄清楚，它可知矣。做好这一件工作，并不容易，应该广泛探讨与朝鲜文有关的古今语言文字，仔细对比，认真加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提出初步的大胆的假设，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探讨，最后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这样艰苦的工作，我只有寄希望于好学深思不务虚名的年轻的学者了。

原来只准备写几句话，不意一下笔就不能自己，竟写了这样多，我的用意其实也颇简单。古时欧几里德对一位皇帝说：&ldo;几何学中没有御道。&rdo;我现在移赠青年学者：学问中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努力攀登，才能达到科学的顶巅。

《忆往述怀》第二篇：学林漫步《忆往述怀》我与东方文化研究（1）

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说过，在清人所分的三门学问：义理、辞章、考据中，我最不擅长、最不喜欢的是义理，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所谓&ldo;哲学&rdo;。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不多的，我只不过觉得义理这玩意儿太玄秘，太抽象，恍兮惚兮，其中无象，颇有点&ldo;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rdo;的味道。为禀赋所限，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实打实的东西，那种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条真理的情况，我的脑筋跟不上。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到了耄耋之年，竟然&ldo;老年忽发少年狂&rdo;，侈谈起了东方文化，谈起了东西方文化的同与异。实际上，这都是属于义理的范畴内的东西，为我以前所不敢谈、所不愿谈者。个中原因，颇有可得而言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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