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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代十国两宋辽西夏金的经济与科技文化发展（第1页）

“中国通史（..）”！

二、五代十国、两宋、辽、西夏、金的经济与科技文化发展

农业的发展

宋代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数量突破了1亿，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北宋农民推广使用了一些新农具，如秧马的发明使用，使农业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粮食产量有所提高。

北宋的统一使南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得到了交流。政府还提倡江南以及福建、广东等地种植原北方主要粮食品种粟、麦、黍、豆等。著名的品种“占城稻”也从越南引进福建，并推广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叶、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也较以前有所扩大。两宋时期南方地区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南宋时水稻已成为第一粮食作物，占城稻的继续推广，使其产量大大提高。江浙地区发展为主要的稻米产区。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太湖流域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其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迅速增加。尤其是小麦、棉花、茶叶，已成为南宋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夏、金少数民族国家也对农业相当重视，农业开发效果显著。

“五大名窑”

南宋的众多瓷窑中，定窑、钧窑、哥窑、汝窑、官窑，被后人称为“五大名窑”。定窑以烧制白瓷而著称。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绘金花等，既突出了纹饰的立体感，也强调了主题。定窑的纹饰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这使定窑一开始就呈现出完美的布局形式。器形以日用器皿为主，胎体坚细轻薄，釉色较为丰富，花饰内容富有生活气息。后来定窑成为官窑，其饰花工艺更趋精巧细致，纹样既清晰明快，又典雅富丽，达到鼎盛。

钧窑坐落于河南禹县，它是首先在釉中引进了铜金属的瓷窑，是宋代众多瓷窑中独树一帜的窑系。钧窑青瓷釉色丰富，其中钧红釉、铜红釉是钧窑彩釉的重要类型，另外有天蓝釉和月白釉两种。钧窑釉色多不透明，为乳浊釉，这正是钧窑不同于其他瓷窑之处。

汝窑位于今河南宝丰清凉店，属于官窑，烧造仅有20年左右。传世器物属于稀世珍品，因而汝窑有“天下第一窑”的美称。汝窑青瓷釉色呈浅青淡蓝，或如湖水晴空，或如鸭蛋青色，灰而不暗，蓝而不浓，绿而不翠。釉质莹厚滋润，有玉石之感，釉面有不很明显的细小开片，器形仿古，天青色的主色调稳定且变化小，而且釉面多无光泽，体现了汝窑青瓷整体浑厚蕴润的特点。采用支钉支烧也是它的一大特色。汝窑瓷器的胎都很薄，底足多数均向外卷，这也是它的独特之处。

官窑在今杭州一带，官窑注重器形、釉色，不重纹饰，素面无纹，浅青色中没有明显的开片面，器形端庄大方，富于贵族气派。

西夏独立制瓷

西夏的制瓷中心位于首都兴庆（今宁夏灵武县）附近，面向有“塞上江南”美誉的银川平原。制瓷的工艺方式除深受汉族的影响外，还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作坊内有火坑设置以便在室内烘干坯体，这就迥异于中原、南方诸窑的工艺方式。

灵武窑的装烧瓷器使用匣钵装置，装烧方法中以顶碗覆烧法最为突出，此法烧出的瓷器碗、盘胎壁较薄，器底尤其薄，形成了灵武窑器皿的显著特点。灵武窑的胎质多呈浅黄色，不利于烧制白色瓷器，而西夏人偏又喜欢白色瓷器。因而灵武窑制瓷艺术人吸收中原地区定窑和磁州窑两窑系的技术，即在上釉前对胎体进行处理，还采用磁州窑的另一种剔刻釉的技法，使烧出的瓷器富有装饰效果。

“瓷都”景德镇

景德镇是宋代江南地区著名瓷器产地，主要以生产青白瓷而闻名于世。青白瓷，是一种仿玉产品，它是一种釉色介于青与白之间的薄胎瓷器，釉色明澈丽洁，白中泛出一种青绿色或青蓝色；其胎质洁白而坚，轻薄透明。青白瓷在宋以后相继有“隐青”“影青”“映青”“印青”等别称。

景德镇青白瓷以日用器皿为主，器形也有自己的特点，还辅之以刻花、篦点、篦划和印花装饰，增强了青白瓷的艺术感染力，使青白瓷更加盛行。

景德镇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它具有优质高岭瓷土、便利的水路交通等，是江南其他瓷窑无法比拟的。因而青白瓷对江南地区影响很大，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等8省近40个县都出现了模仿瓷窑，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体系。青白瓷是江南地区两大瓷系之一，影响之大居宋代6大瓷系的首位。

造船业

宋朝每年都要建造大批的船只，通过运河运输物资到东京，供应皇室、官吏和驻军，所以造船业十分兴旺。

北宋在许多地方设有官办造船场，其中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吉州（治所在今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温州、明州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到了南宋时期，主要统治区域都属于水乡，交通运输多用船只，所以造船业仍继续发展。船只有海船和内河船，主要的造船基地有临安、建康、平江、扬州、湖州、温州、明州、泉州、广州等。这些地方都设有官办造船场，能造大型船只。

宋代在造船技术上的创新，最值得一提的是水密舱技术与车船技术的普遍推广和发展。尖底船的发明制造也是当时的一重大成就。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在金明池（北宋皇家园林，位于今开封城外）北普大澳修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船坞。宋朝造船的工艺过程由设计到施工都较为严密科学，在建造形式新颖或结构较为复杂的船舶时，都先制作模型，后依比例放大、施工。而西方直到16世纪才出现类似的简单船图。可见宋朝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宋朝矿冶业

宋朝是我国古代矿冶业和冶金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宋代大规模地开采和广泛利用煤炭，在当时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河北、山东、陕西、河东以及徐州等地都是产煤区，煤炭已广泛应用于冶炼和人民日常生活之中。铁矿的开采冶炼也快速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兖州莱芜监和徐州利国监。另外，河北的邢州、磁州也是北宋重要产铁区，其年产量都曾超过50万千克。冶炼业的发展，使铁农具、兵器、日用铁器等制造业也得到相应发展。金银和铜、铅、锡以及其他矿产的开发也令人瞩目。宋代产金州郡有20余处，其中登州、莱州是北宋时期最重要的金矿区，湖南的桂阳监是宋朝最著名的银产地。另外重要矿产品还有水银和朱砂。宋朝的金属冶炼和合金技术、铸造技术以及金属加工技术也都有明显发展。冶铁炉上使用了活门式风扇，生铁炼炉的构筑技术有了提高发展。

城镇的发展

宋代，随着市场和交换的发展，城镇进一步繁荣，商业活动迅速发展。北宋时期，东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商业发展最为典型。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打破了“坊”“市”和昼夜的界限。东京城内，店铺可以随处开设，而且有了夜市和晓市。当时东京城内还出现了“瓦子”，里面有“勾栏”、酒肆、茶楼和说书唱戏的，热闹非常。东京城内一些重要街道形成前所未有的繁华的商业街。南宋时期，有许多大城市，如临安、建康、镇江、平江、泉州、广州、成都等，都日益繁盛。其中临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到南宋末年，临安已发展成为120多万人的大都市，城内买卖兴隆，极其繁华。南宋的农村墟市也发展迅速，仅广州、肇庆府、惠州就有墟市80多处。在墟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市、镇也大量涌现。宋代的榷场贸易则主要存在于宋与金、宋与西南各族之间，有政府管理，征收榷税。与此同时，辽与金的城市也不断地发展。辽的五京不仅是政治、军事要镇，也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其中南京最为繁荣。金灭辽后，五京和中都成为主要的城市和商业中心。在城市商业发展中，出现了商人的行业性组织“行”，有布行、油行、银行等。参加同业的商人叫“行人”，首领一般由大商人兼任，垄断本行商业和控制小商人。金的榷场贸易比较发达，在宋、金边境线上，榷场有几十个，还设有专门为宋、金海上贸易准备的胶西县榷场。榷场税收是国家财政中的一项重要收入。

折扇的传人

中国古代的扇子有多种样式，如团扇、掌扇、五明扇、雉尾扇，等等。南齐时有官员开始使用折叠扇，称为“腰扇”，但一直未能在民间流传开来。北宋时，折叠扇再次从朝鲜传入。苏轼诗中曾提到过的“高丽白松扇”就是指从朝鲜传入的扇子。传说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躲避金军的进攻时，曾经随身携带一把折叠扇，用玉雕童子作为扇坠。南宋使用的折叠扇一般用蒸竹做扇骨，扇面用绫罗制成。富贵人家也有用象牙作为扇骨、用金银加以装饰的。南宋时折叠扇的使用已经非常广泛，在临安府就有专门制造销售折叠扇的店铺，其中最著名的是周家折叠扇铺。折扇逐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普及开来。

重商思想的产生

秦汉以来，抑商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儒家学说中惯常把民分为士、农、工、商4种，“商”被排在最后，商业不仅得不到统治者鼓励，反而受种种政策法令的抑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愈趋繁荣，宋代商人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商业发展十分迅速。国家通过禁榷和商税所得的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高比例。因此国家必须与商贾合作，充分发挥其积极性，把垄断利润的一部分让给商人，把某些不适合官僚机器直接经营的环节交给商人经营，这样既可以适应多变的社会环境，又能使禁榷机构、人员得到精简，禁榷实际收入也将成倍增加。宋朝在制定新的盐、酒、茶立法时，往往召集商人讨论，注意照顾商人利益，就是贯彻了“官商分利”的原则。随着商业的发展，作为国家财政支柱的禁榷收入愈来愈依赖于商人的合作。作为一个有较大贡献的社会阶层，官方对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变。朝廷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以保护商人合法经营与获利，并允许商人子弟品行才能出众者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前所未有的。宋代的这种重商思想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海外贸易

两宋时期，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实行鼓励和支持的政策，不仅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也扩大了海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宋朝的海外贸易东到朝鲜、日本，南到南海各国，西到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宋朝还同亚、非地区5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海船直接到达的国家和地区有20多个。与宋朝海路通商的还包括以前尚未建立直接贸易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既发展了经济，又传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海外贸易的推动下，宋朝增加的重要的外贸港口有泉州、广州、明州、杭州、温州等。广州是最大的海港城市。两宋政府在这些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宋朝在海外贸易中以输出瓷器和丝织品为主，而某些商品的大量进口，对国内的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刺激了国内商业的发展，使市场的商品种类更加丰富多彩。两宋时期海外贸易收入，在财政上占有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宋朝正是通过对海外贸易进行抽税，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

沈括

自从宋真宗以后，宋朝每年给辽国送大量银绢，以此来维持与辽国边境的稳定局面，但是辽国欺负宋朝软弱，想进一步侵占宋朝土地。1075年，辽国派大臣萧禧到东京，要求重新划定边界。

宋神宗派大臣跟萧禧谈判。在谈判的几天之中，双方争论不休，没有任何结果。萧禧一口咬定说黄嵬山（在今山西原平西南）一带15千米地方应该属于辽国。宋神宗派去谈判的大臣对那里的地理不了解，明知萧禧提出的要求没有道理，也没法反驳他。宋神宗就另派沈括去和萧禧谈判。

沈括像

沈括（1031年～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沈括自幼勤奋好学，14岁就读完了家中所有的藏书。少年时代的沈括随其父沈周四处宦游，增长了许多见识。沈括12岁时，沈周在泉州为他延请老师，对他进行专门辅导。18岁时，沈括在南京学习医药学，并产生浓厚的兴趣。1051年，沈周在杭州去世。沈括守孝3年期满，以父荫做了海州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开始步入仕途。以后历任东海、宁国、宛丘等县县令。

治平元年（1064年），沈括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扬州司理参军。治平三年（1066年），沈括入京，任职昭文馆编校，致力于天文历算的研究。熙宁五年（1072年），兼任提举司天监，职掌观测天象。这段时间，他修订新历，创制天文仪器。

沈括入仕后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忠实支持者，是变法的骨干。沈括不但办事认真细致，而且对地理也十分精通。他先到枢密院，从档案资料中查清楚了过去议定边界的文件，证明那块土地应该是属于宋朝的，随后向宋神宗做了报告。宋神宗听了很高兴。后来沈括画成地图送给萧禧，萧禧才没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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