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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章（第2页）

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

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弛骤若覂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

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

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陈政敏《遁斋闲览》，《苕溪渔

隐丛话》前集卷六引）1

这段话中已经把杜甫的地位置于李白之上，而且“集大成”的意思也呼之欲

出了。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苏轼作《书吴道子画后》云：“诗至于杜子

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

事毕矣。”（《东坡集》卷二三）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还说过：“子

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大约在哲宗元祐年间（1086

—1094），秦观作《韩愈论》，正式提出了“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

者”的著名论点。黄庭坚则指出了学杜的必要性：“学老杜诗，所谓‘刻鹄

不成尚类骛’也。学晚唐诗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

弊将若何！’”（《与赵伯充》，《山谷老人刀笔》卷四）陈师道也指出了

学杜的可行性：“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后山诗话》）

至此，以杜甫为诗学典范的选择已在理论上得到了论证。

有两点情况应予注意：首先，宋人选择杜甫为诗学典范的过程从一开始

就是沿着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的。宋初孙仅赞扬杜甫：“洎

夫子之为也，剔陈梁、乱齐宋、抉晋魏，储其淫波，遏其烦声，与周楚西汉

相准的。”（《读杜工部诗集序》，《草堂诗笺?传序碑铭》）宋祁则说杜

甫“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新唐书?杜甫传》）

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在倾倒于杜诗艺术造诣的同时，也对杜甫的人格

及杜诗的思想意义表示了由衷的仰慕（详见第四节）。今人往往认为宋人对

杜甫的道德判断是一种误解或歪曲，或者认为宋人以杜甫为典范的主要原因

是道德判断而不是审美判断，这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我们认为宋人尊社

固然是出于双重的价值标准，但是道德判断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审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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