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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终端需求视角分析中国经济未来新增长点（第2页）

图4.1人均GDP达14600美元左右对应的GFP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BEA、RIETI、OECD等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从图4.2和图4.3可以看出，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各个经济体GFP结构的规律性和趋同性开始显现。一方面GFP分项占比的整体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另一方面各经济体GFP分项的差异也有所收敛。具体而言，各经济体居民食品相关、衣着相关等生存型消费占比显著下降；居民享受型消费占比显著上升；发展型消费占比整体上升，但是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间的相对份额仍有很大差异；政府消费中的一般性支出等其他部分占比有所下降；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比显著下降；其他几类非生产性投资部门占比略有上升。

图4.2人均GDP达20000美元左右对应的GFP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BEA、RIETI、OECD等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4.3人均GDP达26000美元左右对应的GFP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BEA、RIETI、OECD等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4.4展示了各经济体人均GDP达到32000美元后的GFP结构对比，此时已处于成熟发展阶段，可获得的样本国家数据明显增多。可以看到，除去一些经济体由于当时所处时代的技术背景和自身制度文化造成的特殊差异外，GFP分项结构已基本趋同。图中几处主要差异的原因如下。

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的居民消费分项中，韩国的占比明显过高的原因是韩国所处的年代是2011年，其他经济体都是在2000年前后，技术背景差异明显，而且韩国的电子产业非常发达；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部分，美国存在明显异常，这与美国医疗服务费用高昂，居民医疗费用主要由商业医疗保险承担有很大关系；丹麦和瑞典在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中政府消费过高的原因是，二者都是北欧高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政府通过财政为公民提供医疗服务和资金支持；教育的居民消费中，韩国的高占比与其“教育立国”的观念深入人心、韩国居民青睐以课外补习为主的私人教育有较大关系；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分项中，可以明显看到同属东亚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韩国和日本占比要略高于其他经济体；美国的投资数据较为特殊，分为私人部门投资和政府部门投资，但是OECD数据库中分行业的投资数据难以对两者进行明显区分，从而导致分行业投资的数据可能存在一些异常，如教育投资占比显著偏低等。

图4.4人均GDP达32000美元左右对应的GFP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BEA、RIETI、OECD等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典型发达经济体终端需求结构演进路径

根据上述样本经济体的增长历程和制度文化特点，大致可以划分成三类：先发经济体、欧洲模式发达经济体和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本部分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高收入经济体进行深入分析，以人均GDP为14600美元左右，即与中国2019年相同水平的发展阶段作为起点，一方面对比中国与其相同发展阶段的GFP结构差异，另一方面观察这些高收入经济体GFP结构的演变规律。

先发成熟经济体

美国是先发成熟经济体的代表，一直处于全球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前沿。美国的相关数据可得性强、时间跨度大，涵盖了人均GDP从14600美元至54800美元左右的发展阶段。

图4.5显示，中国2019年人均GDP为14600美元，而美国在1950年达到此水平。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相似发展阶段可以发现：生存型消费中的食品相关和日用品占比基本一致，中国的衣着相关占比略低；中国的享受型消费普遍偏低，如居住相关、住宿餐饮、商业服务、文化体育娱乐及其他个人服务等，而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的占比偏高则与所处时代的技术背景差异有关；美国发展型消费中的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部分较为特殊，居民部分负担较重，这在前文中也有分析；从教育与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投资部分可以看出，中国对这些领域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美国同期；中国的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占比显著偏高。

图4.5美国GFP结构演进路径

资料来源：BEA、OECD等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高，美国GFP结构的变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食品相关和衣着相关等生存型消费占比持续下降；二是享受型消费占比大部分上升，而出行相关占比的先升后降可能与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汽车保有量相对饱和有关；三是尽管发展型消费中存在政府和居民之间不同分配的问题，但整体占比都呈现上升态势；四是政府的公共管理等一般性开支占比持续下降；五是在非生产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占比逐步下降，基建投资占比基本稳定，公共管理和国防投资占比下降，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投资占比上升，其他部分占比相对稳定。此外，尤为明显的是中美两国批发零售的居民消费占比存在显著差异，这将在下文进行详细分析。

欧洲模式发达经济体

丹麦是欧洲模式发达经济体的代表，同时也是典型高福利经济体。丹麦的数据覆盖了人均GDP从14000美元到43500美元左右的发展阶段。

图4.6显示，丹麦大致在1964年左右达到与中国2019年相似的发展阶段。通过对比发现，两国的生存型消费占比差异较小，其他部分差异较大。具体而言，中国的享受型消费占比普遍偏低；在发展型消费部分，中国总体偏低，丹麦高福利经济体的特征在这里尤为明显，体现在政府对教育与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高投入；中国的基建投资占比显著偏高，房地产投资占比也略高。

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高，丹麦GFP结构的变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食品和衣着相关等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二是享受型消费中除居民出行相关和批发零售消费外，占比大多呈现明显的“先升后稳”态势，批发零售消费的占比同美国一样也在下降。而出行相关占比下降的原因与美国类似，可能与汽车保有量初步饱和有关；三是发展型消费中的居民消费部分同样呈现“先升后稳”态势，但是政府消费部分中教育的占比先较大幅攀升后趋稳，而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占比持续上升；四是政府的公共管理等一般性开支占比先升后降；五是在非生产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占比整体下降，但中间年份存在一定程度的回调，基建投资占比基本稳定，公共管理投资占比下降，其他部分占比相对稳定。

图4.6丹麦GFP结构演进路径

资料来源：丹麦统计局、OECD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

日本和韩国是典型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它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且与我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在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具有一些相似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自2010年起，我国经济增速从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平台逐步下移至6%~7%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并围绕这一平台上下波动。日韩两国同样也发生过相应的增长阶段转换。

如图4.7所示，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实现了年均9%左右的高速增长，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增速逐步下行至4%左右的中速增长平台，其转换期的中高速增长和稳定期中速增长共持续了约20年时间；在90年代初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增速再次下台阶，叠加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其经济进入年均增长1%左右的成熟阶段。

如图4.8所示，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实现了年均8%左右的高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过后，韩国的经济增速下移至5%的中速增长平台并维持约10年时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韩国经济增速再下一个台阶，目前已进入年均增长3%左右的成熟阶段。

图4.7日本GDP增速走势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4.8韩国GDP增速走势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日韩两国经济都曾经历过两次增速换挡，它们在此过程中GFP结构的演化路径对我国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1）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图4.9和图4.10显示，日本在1973年、韩国在1992年达到与中国2019年相似的发展水平。对比相同发展阶段可以看到，三国的食品相关、衣着相关等生存型消费占比基本一致；中国的享受型消费占比普遍低于日韩两国，但与美国、丹麦不同的是，中国的居民金融保险消费占比要高于日韩；把发展型消费中的居民部分和政府部分结合起来看，中国的教育与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部分占比高于日韩，高出部分主要由居民负担；中国基建投资占比仍然高于日韩，但较美国、丹麦相比差距有所缩小；而房地产投资占比方面，中日韩三国的占比相近，与欧美经济体明显不同。

图4.9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时的GFP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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