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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终端需求视角分析中国经济未来新增长点（第3页）

资料来源：日本RIETI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4.10韩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时的GFP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韩国央行、OECD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比较日韩两国从高速增长阶段到中速增长阶段末期的GFP结构的演变路径，呈现以下特点：食品相关、衣着相关和日用品等生存型消费方面，两国占比均在下降；两国享受型消费中居住相关、住宿餐饮、商业服务、文化体育娱乐及其他个人服务占比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但是其中日本的居住相关、住宿餐饮、商业服务占比表现的是“先升后稳”，而韩国的居住相关和商业服务表现的是“波动上行”，两国金融保险占比持续上升；出行相关居民消费方面，日本的占比保持稳定，而韩国的占比同美国、丹麦一致，持续下降；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居民消费方面，韩国的占比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攀升，这是由于技术变革的原因，而日本处在90年代之前，其占比变化不明显；发展型消费方面，教育和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占比整体上升，但日本的居民和政府部分占比均呈现“先升后稳”态势，这可能与日本“人口老龄化、社会少子化”现象导致的学龄人口数量下降有关；非生产性投资方面，两国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占比均整体下降，其他投资占比变化相对较小。

（2）从中速增长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转换

在维持10~20年的中速增长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增速再次放缓，由中速增长阶段转向成熟阶段。从图4.11和图4.12可以看出，日韩两国从中速增长阶段末期到成熟阶段时期的GFP结构主要变化体现在：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占比继续下降；居民的享受型消费有升有降，稳定性有所提升；发展型消费占比继续上升，其中政府的倾斜力度持续加大；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方面却因国而异，日本的占比均继续下降，而韩国的基建投资占比先升后降，房地产投资占比先降后升。

图4.11日本经济由中速增长向成熟阶段转换时的GFP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RIETI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终端需求标准结构的比较研究

前文已经展示了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不同经济体的GFP结构呈现较强的趋同性和一致性。课题组对样本高收入经济体在相似发展阶段时的GFP结构进行统一标准化处理，在剔除各国自身因素带来的GFP分项占比异常值后，构建了高收入经济体GFP标准结构演变路径。该标准结构可以更直观地展现我国GFP结构与高收入经济体间的差距和未来演进的方向。

图4.12韩国经济由中速增长向成熟阶段转换时的GFP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韩国央行、OECD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课题组认为，造成不同高收入经济体在相似发展阶段GFP结构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口径差异，比如不同经济体投入产出表编制时采用的不同价格类型造成一定差异，价格类型包括生产者价格、购买者价格和基准价格等；还有不同经济体行业分类标准不同造成的差异，比如不同分类标准中大类行业中包含的内容不尽相同；此外，不同经济体所处的年代差异可能会造成一定误差，比如较早年代的统计方法相对粗糙和简单。二是各个经济体自身制度、规模、地理位置、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带来的差异。

统一标准化处理的手段主要分为定性分析主导和定量分析主导两类。定性分析主导方法的逻辑是，首先通过对比不同时间节点高收入经济体相似发展阶段的结构，可以发现终端需求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趋同性变得更加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不同高收入经济体的GFP分项随着发展水平提升而呈现的变动趋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基于上述逻辑，可以在每个时间节点上先寻找不同经济体GFP结构的共性，比如对于某一特定GFP分项，29个样本经济体中绝大多数的占比都处于一个非常相似的区间，那么我们认为此区间的平均值可以作为这个GFP分项的标准值。对于占比不同于这个区间或与这个区间差距较大的经济体，需要进行具体分析，首先需要对此经济体前后时间序列对比分析判断其是否为异常值，然后分析出现偏差的原因，往往能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如前文提及的美国私人医疗消费占比过高、北欧高福利经济体公共服务的高占比、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高投资驱动，以及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技术水平差异等。

定量分析主导方法的重点在于建模。我们把人均发展水平看作自变量x，把GFP分项占比看作因变量y，然后确定三个关键参数。一是特定差异值，也就是不同经济体自身因素带来的差异，它会随着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二是标准变化率，是在假定所有经济体既无自身差异，也无统计误差的情况下，每一单位的变动会使GFP分项占比有多大幅度的相应变动。这个参数是一个非线性函数，有些情况下GFP分项占比可能呈现衰减式上升或下降。三是误差，也就是不规则项，可能由统计口径、年代差异等多种因素造成。基于上述的变量和参数设定，我们就可以通过不同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GFP分项占比数据进行建模，从而找出最优的标准结构。

GFP标准结构使用的数据时间跨度大、涉及经济体多，各经济体文化制度和所处年代的技术背景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构建GFP标准结构过程中，课题组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并剔除了各经济体自身制度和文化、所处年代技术背景等因素带来的差异，但仍有局限性。例如，我们仅考虑了所处年代技术背景对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消费的影响，并未考虑其对文化体育娱乐等消费的影响。事实上，随着技术背景变革，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需求场景，如早些年代的文化体育娱乐消费中不包括网络游戏和直播等，但近年来这些消费活动成为发展迅猛的需求增长点。其次，不同经济体由于“特殊国情”带来的结构差异较为明显，如我国的基建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占比远高于欧美发达经济体，但观察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同属东亚文化圈的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就会发现其房地产投资占比甚至比中国还略高一些，基建投资也高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然而，从总体和长期看，正如图4.13、图4.14显示的，日韩的GFP分项变化趋势与OECD高收入经济体（不含日韩）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这说明高收入经济体的GFP结构演变经验对日韩同样适用。在诸多差异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找到某些共性特征和基准答案，这样才能准确把握高收入经济体GFP结构演进对我国发展的可借鉴含义。

图4.15展示了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GFP标准结构位于相似发展阶段时的对比和标准结构从14600美元到32000美元的演进路径，大致相当于中国2019年至2035年的时间区间。其中17000美元、20000美元、26000美元和32000美元大致相当于中国2022年、2025年、2030年和2035年的发展水平。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GFP结构将会存在一些差异，但仍能清晰看到现阶段我国GFP结构的状态和未来发展方向。

图4.13日韩GFP结构

资料来源：韩国央行、日本RIETI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4.14OECD高收入经济体（不包括日韩）GFP结构

资料来源：BEA、RIETI、OECD等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4.15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GFP标准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BEA、RIETI、OECD等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一是当前我国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占比与标准结构基本一致，参考标准结构未来演变趋势，我国食品相关消费占比仍将持续较大幅度下降；衣着相关消费占比也会持续下降，但降幅明显低于食品相关消费；日用品消费占比保持基本稳定态势。占比下降并不意味着其消费总额减少，事实上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上升，相关消费也会升级，消费总额是在增加的；另外，由于居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的增长更为迅速，将对生存型消费占比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这与恩格尔定律的含义较为相似。

二是当前我国居民享受型消费占比整体低于标准结构。从具体分项看，居住相关居民消费方面，我国当前占比仅相当于标准结构的23，显著偏低，猜测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对自有住房核算租金部分有所低估，此外也可能存在我国房地产租赁及房地产相关服务水平相对较低的原因。参考标准结构未来的演变趋势，我国居民居住消费占比将会逐步上升，其可能隐含的逻辑是，居民对居住物理空间需求得到满足后，对于物理空间内的便利设施、耐用消费品及相关配套服务的需求会持续增长。商业服务居民消费方面，我国当前占比明显低于标准结构，未来其占比将持续上升。标准结构显示，文化体育娱乐及其他个人服务占比在上升至一定水平后会有所回调，但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在该项消费占比应将呈现上升态势。

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居民消费方面，我国当前占比同样稍高于标准结构，但是此项消费与所处时代的技术背景高度相关，标准结构中的大多数经济体所处的年代较早，与当下技术水平差异明显。标准结构显示未来整体变动幅度较小，这或许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指引性较弱。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电子产品及服务的国产化率逐步上升会带来相对价格的下降，同时信息通信等相关费用也会降低，长期来看，电子设备及通信消费的占比可能有所下降。这与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方面较为领先的韩国先升后降的趋势相似，但也不排除新的重大技术变革带来占比上升的可能性。

出行相关居民消费方面，我国当前占比略高于标准结构。根据发达经济体经验，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有一定程度的上升空间，但随着人均汽车保有量的上升将逐步趋稳。住宿餐饮消费方面，我国当前占比略高于标准结构，未来将呈现“先升后稳”态势。金融保险居民消费占比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但是考虑到当前我国此项占比已经高于同期标准结构，未来可能缓慢上升或趋于稳定。

批发零售居民消费方面，我国当前占比与标准结构差异明显。这里的含义并不是指特定的实物消费，而是居民所有消费中属于流通环节的附加费率，反映的是生产者价格与购买者价格之间的差异。猜测中国此项占比低的原因可能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我国以往“重生产、轻流通”的发展方式，造成流通服务业发展整体落后；二是农村地区“自给自足”模式，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统计偏误；三是我国人力成本较低。从标准结构变化趋势看，批发零售居民消费占比会持续下降，可能是流通环节的附加费率会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而有所下降，同时电商平台的发展与应用显著降低流通成本。考虑到当前的结构性差异，未来我国批发零售居民消费的占比可能会先有一定的“补课式”上升，达到一定水平后再放缓。

三是当前我国发展型消费整体上要高于标准结构，但是政府支出倾斜力度不足、居民负担部分相对较重的现象仍然存在。居民消费部分，我国的教育与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占比显著高于标准结构，从标准结构演变方向看，两者未来会呈现先升后稳的态势。考虑到当前我国这两项占比已经偏高，未来持续上升的可能性较小，预计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居民消费占比会有所下降，而教育居民消费占比由于课外补习和新兴教育模式如线上教育等的迅速发展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政府消费部分，我国的教育占比显著低于标准结构，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占比与标准结构相近，根据标准结构演变判断，未来这两者将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其中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占比上升更大一些，而其他政府消费部分占比将有所下降，这意味着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应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缩减一般性开支等其他支出。

四是与标准结构相比，当前我国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占比明显偏高，公共管理投资占比偏低，其他非生产性投资占比偏差不大。基建投资占比方面，我国此项占比约为相同发展水平标准结构的两倍，这种GFP结构严重扭曲状况的调整势在必行，标准结构的演变路径也指出了基建投资占比未来呈持续下降态势。房地产投资占比方面，尽管我国当前的占比显著高于标准结构，但是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到，我国此项占比与东亚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日本、韩国较为一致，不过标准结构和日韩两国此项的未来演变路径整体均呈现下降态势，预计未来我国房地产投资占比也会相应下降。公共管理投资占比方面，尽管标准结构的演变路径呈现下降趋势，但考虑到当前我国与相同发展水平的标准结构差距较大，预计未来会先出现较长一段时间的“补课式”增长，然后趋于稳定。其他非生产性投资占比，从标准结构来看未来变化较小，预计中国未来这几项会与标准结构的变化趋势大体相同。

从短期看，未来三年，在我国GFP结构居民消费部分中，食品相关、衣着相关占比会有所下降，日用品、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与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占比会基本保持稳定或略有下降，居住相关、出行相关、住宿餐饮、商业服务、文化体育娱乐及其他个人服务、批发零售、金融保险、教育占比会有所上升；政府消费部分中，教育与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占比会有所上升，其他消费性支出会有所下降；固定资本投资部分，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占比会有所下降，个人服务业投资占比基本保持稳定，公共管理投资、教育投资与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投资占比会有所上升。

中国国内区域终端需求结构的比较研究

GFP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国际间比较，也适合于国内不同省级乃至市级行政单元的比较。从体量上看，中国多数省级行政区的规模不亚于上面讨论过的一些发达经济体。因此，高收入经济体GFP标准结构的演变路径，对分析我国省级行政区的发展趋势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测算中国省级行政区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发展阶段

在上文中我们采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2011年美元为不变价）作为衡量发展阶段的标准，在区域层面仍然使用相同方法。但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9.1中只有中国全国数据，并无31省市的具体数据。课题组在《经济学人》杂志公布的201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31省市现价人均GDP的面板数据基础上，先是把面板数据转换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9.1的口径，然后统筹考虑31省市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物价水平累计变化和人口总量变化等变量因素，推算出从2012年到2019年中国31省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2011年美元为不变价）数据。结果显示，2012年全国31省市的人均GDP处于5000~33000美元的区间内，简单平均的均值在11000美元左右；到2019年整体上升到7000~45000美元的区间内，均值在16000美元左右。

图4.16中国31省（直辖市、自治区）购买力平价人均GDP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省（直辖市、自治区）统计局；课题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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